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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东村及其地方传统的组合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 而且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 ——《乡土中国》第1页 塘东村地处福建省南部海滨最南端，位于东石湾与围头湾之中，与台属之金门岛一水之隔。它北靠宝盖山，南面东海，村落民居依山势坐东北向西南沿海岸而筑。从行政地理看，塘东地属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县，是晋江县金井镇的二十个行政村之一，距镇区四公里、县城十五公里、市府所在地泉州鲤城区三十五公里。它与著名的经济特区厦门距离五十公里、距福建省府福州一百五十公里。与镇、县、市、省的交通，均由公路连结。塘东村人与闽南人一样，都讲闽南语，其名词及书写与普通话相近，而动词用法不同。声腔上，塘东地方语属晋江腔，而不同于台湾腔、潮汕腔、漳州腔、厦门腔及泉州腔。 作为一个行政村，塘东由塘东（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下察、寮头、后埭、西鞍和山柄六个自然村组成。这些自然村虽然有姓氏杂处的现象，可是比较分明地依自然村落的地域划分为蔡姓、吴姓、谢姓、许姓和王姓的家族聚落（全是汉族）。蔡姓居民主要居处于塘东自然村，少数分散于其它村落；吴姓主要居处于下寮村、谢姓主要居处于寮头村；许姓主要居处于西鞍村；王姓则分居于西鞍村与山柄村。我的田野工作 (fieldwork) 主要在蔡姓塘东自然村展开。蔡姓塘东自然村是塘东行政村中最大的自然村。塘东行政村的总人口是4700人，总户数为925户。蔡姓塘东自然村占有整个行政村最大面积的土地、人口（2782）和户数（564）占整个行政村的五分之三左右。从地理形势上看，塘东位居于行政村的中心，它也是当地市场、行政机构及学校的所在地。近年新建的环村公路使之更显要。 在我进入塘东实施社会人类学调查时，塘东村民委员会和侨务委员会在该村移民海外同乡会的资助下，已经开始编写村史的工作。虽然村史至今尚未面世，可是它所描述的历史与塘东的地方传统密切关联，与本人对塘东地方传统的认识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要用几句话来概括“塘东特色”，那么我们可以说：塘东是闽南滨海乡土的一份子。它的地方社会－经济成份十分多样化，历史上与东南亚有密切的关系，是“闽南侨乡”的代表性村落之一。塘东村的地方传统与社会，结合了传统中国汉人社区的地方认同、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以及海外移民 (emigration) 所引起的超地方性 (supra-local) 社会联系及其仪式性表现。 根据塘东蔡氏文坦房1985年重修的《家谱》的记载[14]，塘东蔡氏始祖原居于山东光洲府（胶东）。唐末迁居河南开封府固始县。南宋时入闽居福州，后由仙游县南下居青阳（晋江县城），又从青阳分居于今塘东村，元朝以后逐步在该地繁衍发展成家族。塘东的村落大致形成于明清之交。根据乾隆版《泉州府志》和道光版《晋江县志》的记载。明清时塘东被编为泉州府晋江县第十四都。民国时，它受保甲制度控制。1949年后，塘东经历了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编制。1978年后，属中央政府农业部的乡镇县制度的制约。 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在他对中国社会的地理空间的研究中，主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建立在民间市场网络（如村镇集市）与正式的行政地理空间（如府、县、都、里制度）的紧密联结上，而且前者是基础、后者居于次要的位置。[15]施氏的看法强调民间、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存在与重要性，适用于塘东村地方传统社会空间的解释。在塘东村，虽然正式的社会网络对地方性制度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非官方的家族房支制与地域认同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塘东蔡姓的传统民间社会网络是以家族房支制度为基础的。 据塘东《蔡氏家谱》的记载，塘东蔡姓的家族房支制度形成于元朝、成熟于明清时期。塘东蔡姓的直接始祖为“东公”。他有二子，长子为“玉山公”。次子为“洪基公”。他们随父拓居塘东。“玉山公”传七个房份，为晋元、曰光、文明、龙可、德伟、养加与尚禹。“洪基公”传五房份，为箴甫、学再、美俟、龙光与文坦。塘东《蔡氏家谱》所记载的房支制度并不只是一种称谓制度，而是反映了塘东村落形成以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的一般状况。传统的家族房支制度是自成体系的社会等级、社会均衡、地方性的地域认同感 (territorial identities) 以及人民之间互相联络的制度。1949年以前，塘东蔡姓的房支（或“房份”）均设有“房头”，即房支首领的家户屋 (households)，负责处理房支内部社会关系、经济、对外事务、仪式等。“房头”制度还服务于保护本房支成员之间社会均衡的作用。同时，“房支”还与地域分类的认同相对应。塘东蔡姓的房支均在本房支居住区域建筑“角头庙”。“角头庙”崇拜各类“王爷”，如张王爷（文坦、文明房支）、黄王爷（曰光、美俟房支）、三王爷（学再房支）等。这些“王爷”亦被塘东人称为“份头佛”，与各房支的祖祠相对应。 当然，房支与地域崇拜并非塘东唯一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桑格瑞 (P. Steven Sangren) 已经指出，中国农村传统的地域观念系由地理空间的等级制度性 (hierarchy) 所连结。[16]塘东村的地域认同的等级性连结，包括房支制度与村内地域分类制度以上，以及村一级及超村一级的家族与地域认同。这类认同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同乡认同的存在；（2）塘东透过经济、社会及仪式的网络，联系到其它村落、镇和县；（3）透过移民产生广泛的“华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