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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的反思 在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 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 以及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 ——《江村经济》第113页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概括的，近代以来对于“现代化”的各种讨论多数都将民间的传统看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29] 社会进化论的观念把“民间传统”当成历史的残存加以研究，强调其消失对于现代化的关键性。持这种主张的学者在探讨某些社区现代化停滞不前的原因时，常把“落后”归咎于民间传统的延续；另一些学者则把某些东方社会的变迁看成是表面的现代化，不承认它们能够进入与西方社会一样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里的此类“反传统”的言论，强烈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对于自身民间传统的政策。近代对中国民间传统如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地域分类、神鬼崇拜的反对，起始于西方传教士与殖民主义者。[30]有趣的是，这种外来的反传统运动到民国革命以后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所信奉的教条之一。本世纪初以来由政府组织的“反封建”、“新生活运动”、“破迷运动”以及各类的政治教育运动都把破除民间传统当成首要任务。直到近年，由于创造民族认同和经济的需要，民间传统才得到选择性的容许。 我在福建南部地区塘东村进行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涉及了一般功能分析的民族志所需要的多数方面，如社区背景、社会组织、仪式制度、信仰、经济活动等等。但在本文中，我的主要论题是对“现代化”概念的再思考，因而并没有把田野调查证据全盘托出，也没有建构出一幅社区全观的图景。文章所采用的叙述法似乎也以“过去”之于“现在”的转变为主线，因此颇有切割历史之嫌。不过，这种叙述法有其优点。通过对塘东村社区历程的研究，我得出了如下几点认识：第一，在该社区进行的历史、口头传统和制度的调查说明，把“地方传统”(local tradition) 界定为“迷信”或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旧事物”是不恰当的。地方传统是延绵地展开的社区历史的一部分，它的构成不单纯是“落后的集体符号体系”，而是由一定的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和行动领域、社会-经济模式、以及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所组合。在描写这些个别的现象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彼此切割开来。如果说存在地方传统的话，那么这种传统就是一种文化，或结合了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和行动领域、社会-经济模式、以及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的整体。 近代以来，不少政论家把农村的民间传统看成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闭型文化，或看成是现代式的大众文化 (civic culture) 的对立物。正如最近孔迈隆 (Myron Cohen) 所指出的[31]，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农民传统自身的规律。就塘东村的实例而论之，民间的地方传统的组合相当复杂，它同时包容地方性的制度（维持社会存在的家族房支与地域分类制度、地方性的家族与社区认同）、超地方的区域社会-经济形态（“讨海业”、“海外交通”、市场贸易）、以及仪式和象征上所表现的民间社会竞争的意识。 第二，社区生活从“过去”到“现在”的推移，不是简单的“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社区之形成“社区”，自然而然地是通过其特定的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和行动领域、社会-经济模式、以及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的组合而实现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社区生活的组合称为“地方传统”。时间的推移不一定导致地方传统的“衰落”，而只能引起不同社会力量交错和互动模式的变化。在明清时期，塘东与其它社区一样，是远离于“天”或帝国政权的地方，因而其地方传统是相对地“自在”的。本世纪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影响了当地社区生活的自在性。不过，这些影响没有彻底推翻传统。地方传统可以在某些强制性的改造中暂时在社会地平线上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其在当地的社会记忆中，历来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不但没有使传统消失，反而给予它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机会。 第三，社区的地方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兴，与民间社会-经济活动对传统社会与文化资源的重新需求有密切的关系。在当地社会-经济不再被视为超地方政治力量的“责任”时，地方的力量依赖自身的传统创造了适应于社会变迁需要的资源。在塘东村，民间传统的现代适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复兴，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地方工商业的兴起与社会互助中扮演重要角色；（2）民间传统的仪式与象征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并起了操演社会竞争的作用；（3）民间传统服务于“海外关系”的重建。 在上文的具体讨论中，我保留传统-现代化的概念，并在这个概念的两元框架下，考察中国农村社区生活的演变个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描写的明晰起见。实际上，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观察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这一术语并不足以用来描写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先不说民间地方传统在现时社会变迁的适应性，就它在一个世纪的经历来看，我们便可以认为，这个过程不是单线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而是民间传统作为自在的社会-文化形式在社区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经过各种运动被定位为“现代性的敌人”，再从这种运动的靶子的地位逃脱出来，重新寻求自身的定位的过程。换言之，以往社会科学界以为“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而通过经验的考察，我们发现它仅仅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式。就这一点而论，在社区的时空坐落中考察民间文化和传统，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文化和传统的固有特性，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思考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也将具有重要的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