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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楼斗湾村民为代表的传统观念中，神灵的功能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朱龙王是风调雨顺的保证，从而延伸出保佑平安、祛病避难的职能。但在开发商那里，似乎有意无意总是强调龙王的财神象征，张玉才在大殿落成典礼上的讲话稿中就期盼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财源滚滚、生意兴隆、老人长寿、小孩健壮、心想事成、合家欢乐、社会安定、国泰民安！”实际上，求财也不仅仅是开发商所强调的，香客的心愿中也有此一项。有些香客为了家人能够顺利升官、求学，也来祈求朱龙王的护佑。这种将神灵职能扩大化的解释，对朱龙王信仰的信奉人群、信仰区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以村落为单位的送香组织 六月六庙会上，各个送驾队伍都是以村落为单位。这种组织形式颇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列举的四种乡村宗教类型的第三类：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村民们供奉着村庄的保护神，他们不是自愿加入某种明确的宗教组织，而是作为村庄的一分子被无可避免地卷入整个村落的宗教活动[④]。与杜赞奇的分类略有区别，朱龙王是附近村庄一致供奉的区域神。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在该活动中，全村人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送驾队伍的表现直接代表了一个村庄的荣誉，这也是锣鼓队为何会如此热衷于“刚劲”的原因。据说早些年有的村为此还曾大打出手。其次，这类活动是全村共同出资、共同维护的，所以每年六月六送驾，不拘多少，家家户户都要出香火钱，各村均是如此。杜赞奇的分析中还有一点，他认为这类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会首往往还担负全村性的非宗教活动的责任。但对于楼斗湾及附近村庄来说，杜赞奇所归纳的情形应该截止到1949年。从1949年解放到包产到户这一阶段，送驾活动使用的锣鼓家什、彩旗以及庙会上请戏的费用主要由各个生产队出。田增发1964——1981年一直担任楼斗湾的大队长，就开始组织楼斗湾村每年的送驾，直到现在。在今年的送驾队伍中，和田增发一起充当负责人的是现任书记田增祥。现在的楼斗湾村，各家各户出香火钱的同时，村委仍然也要拿钱出来，给送驾的队员买瓜吃。所有这些活动没有村落行政管理者的支持是不行的，因而村落的行政管理者自然就被纳入到宗教活动的组织者行列。可以说，在龙王堂信仰区域内，1949年之后，村落的行政管理者往往还担负着村庄中宗教活动的职责。 3、庙会的世俗功能与规模起落 与许多寺庙现存的单纯以进香祭拜为目的的庙会相比较，如泰山王母池庙会，现在的龙王堂庙会更多地延续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它集祭神、娱神、求神、游艺、竞赛、集市、人际交往等多重功能于一身，保留了较强的原始赛会性质。尤为一提的是，庙会日期与费县当地非常重要的半年节同在一天，无形中为之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使得这个庙会世俗气息格外强烈。除了祭祖、敬天、拜龙王这些必不可少的仪式性活动，这一天，购物、听戏、看锣鼓表演成为更值得的期待的内容。在楼斗湾，六月六前两天，女人们就开始忙着准备敬天、待客的食物，蒸馒头、包包子、买酒肉、制菜，据说庙会那天每家至少要接待四五桌客人，都是来龙王堂赶庙会的亲戚。结果，村民们当天大都不能到庙上去看戏，只有到了初七早上，亲戚大多告辞，他们才能锁上门去看戏。庙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规律，同时也增加了人们与外界的接触，亲戚的往来沟通了人际关系，有时还能为人们进一步交往甚至通婚做铺垫。颜经富的妻子郝桂莲，是10公里外的长里庄人，小的时候年年来看庙会。郝桂莲的姑姑嫁在楼斗湾，一直很疼爱她，经常给她做衣服，所以自小郝桂莲就喜欢到姑姑家来，既能看庙会，又有好吃的。成人后，姑姑在楼斗湾替她找了人家，就嫁了过来，现在已经当奶奶了。 正是庙会的娱乐、交际等世俗的功能支撑着龙王堂庙会在80年代迅速复兴。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被压抑已久的人们渴望从经济到精神的放松，对娱乐交际的需求急剧增加，但在当时的费县农村，人均收入不足300元，其文化生活之贫乏可以想见。庙会恰好提供给人们一个愉悦身心、调剂生活的机会，因而一度成为方圆几十里经济文化大集，除去平时不易买到的货品，据说当时庙会上还有玩龙的，玩杂耍的，唱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进入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集市贸易越来越发达，龙王堂庙会一度丧失了其诱人的魅力，规模也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的龙王堂庙会，是开发商斥资70万修建的正殿落成后的第一个庙会。人们能够重新见到早已虚化为象征的庙宇，亲眼见到实实在在的神像，冷却多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是龙王堂庙会复兴20年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新的龙王堂为个人投资，以旅游开发为目的，赢利是其最大需要。那么以后私人管理下的旅游项目如何保留传统，又怎样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达成一致，庙会功能将向何方转化，其规模是扩大亦或缩小，一切只能拭目以待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