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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这门关于土地与劳苦大众的学问，即关于与身体、经验、记忆和当下紧密相连的“乡土”的学问常常被为数不少的民俗学从业者忽略。我一直都欣赏后来被多数自由主义批评家们有些不以为然的“左翼”诗人臧克家的《三代》这首诗：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短短21个字，共时性地呈现出祖孙三代同一时空下的3个生活场景，道出了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绝大多数人的全部生活内涵——生于土、死于土、归于土。落地生根、叶落归根、入土为安说的大抵都是这些意思。与此同时，土又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终日与泥块为伍，在土地里挥汗如雨的劳力者被高高在上的劳心者悠然地命名为土里吧唧，土里土气，土头土脑，土老帽，土包子，土鳖，老土，并沿用至今。一道道用泥土堆砌，高高矮矮的城墙、围墙也就将城乡、文野分得清清楚楚。当然，土地之于人类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后来才衍生附会的“文化”。 将土地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是人类社会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至今，不仅是诗人、才子，普通大众们都还习惯性地将大地比作母亲。天父、地母是众多族群架构世界的基本词汇。在讲实在、实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那里，在天、地之后还加上君、亲、师的字眼，做成了芸芸众生千百年来顶礼膜拜的牌匾。鲧禹治水中的“息壤”则以神话修辞术表明土地变化、增产的能力，补天的女娲娘娘抟土造人更明言人类本身就是源自泥土。在久远的过去，甚至是殖民者肆虐之初，很多族群都曾在田地以自己的交媾或模拟性行为促进大地丰产。在詹姆斯·弗雷泽爵士那里，这被称之为“交感巫术”。 总之，在人类文明史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土地都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被人尊崇、敬拜、效仿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无论是修桥补路还是修房领屋，只要是破土动工，有可能惊动、伤及土地，人们就有不同的告罪或请求大地宽恕、恩赐的仪式。立春时，在各级官吏主导下，官民一道鞭打春牛。修建房屋、道路、桥梁等破土动工的日子，不但要请专人择期，还要祭祀土地。朝廷在京城则专门修建有祭祀土地的地坛、社稷坛，肃穆庄严也神秘。慢慢地，有生命的土地也被赋予灵性，并进一步拟人化，那就是大江南北皆有的土地爷。一家有一家的土地，一村有一村的土地。土地庙不但守护村落，也成为人出生、死亡后报庙上户口和销户口的地方，成为生死两界的关隘和人们日常生活有机的一环，并滋生了至今在河北、山西香火旺盛、规模宏大的后土皇帝或后土奶奶的庙会。 关于土地爷，不同地方又滋生出了很多的传说故事。更为有趣的是，尽管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不少地方的人们还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怕土地爷寂寞，给土地爷找了个老婆——土地奶奶，并将他们夫妻一同供奉。但是，因为土地爷太多了，也太寻常了，人们对土地爷的恭敬反而减弱了。如《西游记》中叙写的那样，不仅仅是顽劣、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猴孙大圣，稍有神通的妖魔鬼怪都可以把“土地老儿”从地下提溜出来玩耍、斥责、奴役一番。 随着地产经济事实上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随着传统文化的遗产话语定位，即在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等新的语境下，土地敬拜在当代社会也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转型，但城乡还是异途。在城市，早已香消玉殒的土地庙中的土地爷和土地奶奶借尸还魂，直接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或大权在握的官，或财大气粗的商，或又有权又有钱的官商-商官。这些人要么是人上人，要么被主流媒体欲说还休、欲盖弥彰地贬斥为阶下囚、替罪羊。在大小城市，有着财神爷、慈善家、爱国人士等多面孔的“房地产商-地王-土地爷/奶奶”还在层出不穷，虽然说不上日新月异。对土地交换价值、商品价值的看重，使得官商对土地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引导大众加入到迷狂的行列，心甘情愿地被房地产附体。当然，这不是对土地的敬拜而是利用、揉捏与践踏。 在乡村，诸如山东枣庄东龙头村新近发生的那样，淳朴的乡民借用“优秀文化遗产”这一霸权话语，重新陷入戊戌变法以来“毁——修——再毁——再修”的循环链条，趁机修复土地庙，烧烧香，磕磕头，报报庙。物质生活充盈的乡民的心智似乎依旧如同“迷信”的先祖! 曾经尊贵的社稷坛已经完全失去往日的尊贵，少人有发思古之幽情前往凭吊、感怀。但无论是建还是毁，土地庙中的土地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甚至建构、规训、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今，不论是因应经济的名还是文化的义，换脸后的土地敬拜又一次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以前的土地敬拜似乎是因为理性缺失的“迷信”，今天的土地敬拜则是赤裸裸的追名逐利的理性抉择。迷信与理性的界限在时空位移中错乱、消融了。静默的土地本身没有变化，变的是人类自身，是我们迷失的心性与膨胀的欲望。生态越来越糟糕，这是不容质疑也令人绝望的事实。于是，生态移民成为政府“惠民”的“仁政”。但是，在大西北轰轰烈烈的生态移民浪潮中，无论是民还是官，还是生态专家，少有人表现出多少对土地的敬畏之心。以让生活更美好为名，土地继续被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