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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和文字是我们人类的一宗相当晚近的发明。与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进程相比较，书写的历史则短得多。即使与人类的“文明”历史作为参照，例如以在公元前9000年出现在近东和北非的动物驯养和谷类种植（小麦、大麦）以及永久性定居作为某种标志，文字的历史也还是太短。在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发明了象形文字。公元前“约1500年，中国使用表意文字；克里特使和希腊使用线形文字乙；安纳托利亚赫梯人使用楔形文字”。又过了几百年，腓尼基人发展字母书写体，这是现在欧洲书写体的基础。[①]还需说明的是，创制了文字与广泛运用文字书写，这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文字的早期历史上，文字是用来保存记录的，故而那时的读者十分罕见，他们往往都是专门家。以欧洲的中世纪而论，阅读和书写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手稿极难利用，也极难复制。在整个人口中，“阅读人口”所占比例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在整个信息交流中，口头传播和交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当今的世界上，即使在高度文字化的社会中，人们也高度依赖口头传播的途径，更不必说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以口头交流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我们在西非洲、在美洲土著中，都很容易见到这种情形。在中国的若干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口头交流也是主要的交流形式。而在数个已经有若干世纪的文字使用历史的民族那里，口头文学创作和传播，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也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对汪洋大海般的口头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可以有许多切入的方式和角度。这篇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对口头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抽绎。我们是想通过对特定文化传统中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方法的分析，来阐明口传史诗的独特性质，进而对口传文化，获得些局部的理解，并使我们自己的田野作业，能够从中获得某些提示。这里将要讨论的范围，主要围绕着两个领域进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史诗传统，以及蒙古史诗传统。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传统，是因为前者是在国际口头史诗研究领域里，被收集和研究得最为透彻的领域之一。至于后者，一个原因是它的学术史可以追溯到差不多两百年以前，而且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再一个原因是笔者曾经数次参与了对该传统的实地考察。 我们所谈论的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所进行的口头史诗田野调查，主要是指由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和以后所进行的作业。在此之前由布拉格大学的塞尔维亚语教授马提亚·穆尔库（Matija Murko）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考察，也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作为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帕里的最初兴趣是完全集中在对荷马史诗的阐释上。良好的语文学训练，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沿着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家的路数，对荷马史诗的句法结构，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帕里通过考察荷马史诗中重复地、循环地出现的场景和诗行――例如宴饮场景、聚会场景和哀悼场景等的描绘，或是象“苦难深重的奥德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等诗行――阐扬了他的精辟论断：一个不会书写的诗人，是一定会在口头表演中采用“习用的场景”（conventional scenes）和“常备的片语”（stock phrases）来调遣词语“创编”（compose）他的诗作的[②]。表演者需要一种“预制的诗歌语言”（prefabricated poetic language）以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流畅地构筑他的诗行。也就是说，帕里认为，荷马史诗必定是传统的产物，也必定是口头创作的产物。然而，文本分析并不足以验证在荷马史诗的文本背后有一个口头的诗歌传统。他们需要在当代仍然存活着的口头史诗传统中去作调查，以期与荷马史诗的分析作类比对照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