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存在其他的声音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为其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上，也还曾经存在其他的声音。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位社会学家，他们以不同于费孝通的方式来处理传统文化与社会学的关系。一位是提出新人文观的潘光旦，一位是综合派的孙本文。 潘光旦不仅从正面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而且也非常注重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结合中国的经学传统与现代学理，潘光旦曾经提出过“位育”的观点。“位育”一词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是这样注解的：“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简单一点，也就是“安遂所生”。潘光旦将位育之道扩展为一个宏大命题，认为“求一个所以安遂所生之道”是“民族的根本问题或中心问题”。而其奋斗终生的，就是“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的这一尝试，尽管长期受到遗忘，但今天人们重又提起，自显示了其生命力。而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持有这种观点，与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关注密不可分。无论是关于“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的探索，还是关于“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乃至对于“影恋”案例的讨论，都显示了潘光旦试图使自己的学术探索与中国社会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更为关键的是，潘光旦不仅试图为中国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学建构了一种本体论的基础。 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宗”，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而孙本文则是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认为，今后所应从事的工作，首要的就是“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在孙氏看来，“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我国旧籍中极富有社会学资料……关于社会学说者……关于社会理想者……”。事实上，孙本文早就如此做了。在初版于1935年、发行量极大的《社会学原理》第一章第一节关于“社会生活”的论述中，孙本文就以《荀子》、《诗经》、《管子》、《晏子》等典籍为资料来源。他在同样影响广泛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直接表明了传统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思想的四点：尊理性、主中庸、重自治、崇德化，与现代世界潮流的四点：重科学、尊民主、崇法治、主团结，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而相得益彰的。以尊重理性重视自治为实行民主的基础，以克己自治道德感化养成守法精神，为推行法治的基础，以主张正义和平不偏不倚为精诚团结的基础，凡此皆为极端合理的配合，而可以互相补助者，至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原为中国所无，而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绝无冲突，尤为人人之所了解者。总之，国族化与现代化相配合，乃为今日中国社会所欲努力求其实现的标准。”  迟来的“文化自觉” 在2000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先生曾提到：“刻写在山东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四个字，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基本价值取向。”费孝通接着说，“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讲‘位育’问题，认为在社会位育的两个方面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潘先生是个好老师，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能在当时充分意识到这套学说的价值，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这番真情告白，也是自谦之词。其实，在晚年，他确实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80岁时，他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就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当代体现。事实上，中国学者刚刚接触外部世界时，在对于世界图景的想象中，就体现出这种胸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曾说过，“孔子之于天下，不言治而言平”。钱穆也曾指出，对中国人来说，国之上有天下，法之外还有道。中国人之“天下”观，以及“平天下有道”，都是非常宝贵的智慧资源。 自重建以来，将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努力堪称方兴未艾，但似乎未曾找到合适的途径与语言。从大传统入手，往往是以现代西方理念来理解和解释传统;从小传统着眼，又多未能从本土的观点看。中国化的一个主要的流行做法，就是研究中国特有的现象，比如“面子”、“人情”乃至“单位”制度。但这都还是在依照西方的范式进行自我描述，充其量成为一个自觉的他者而已。而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真正活力，则似乎无从把握。其中一个尤其让人觉得滑稽的事情是，由于我们历来都将我们的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现在就不得不为现今的成就，特别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来进行一种辩护性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