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编造神话? 凡是空洞无所着落的宏大叙述，我都将之称为神话。 用语言哲学的术语讲，凡是只有意义(sense, meaning, significance)而无指称(signified, reference)的宏大话语或者集体叙事，就是神话。 当一个地方性的风物传说、人物传说被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它就变成了神话。比如说，当一个苗族村社驱傩仪式上祭祀的傩公、傩母被命名为伏羲、女娲，一个地方性的仪式解释学话语就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许多民俗学家其实是在编造神话。 当一些原本残篇断简的史料按照既定的正史叙述框架编织成为一个完满的连续性叙事时，它们就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从司马迁到白寿彝这些国家正史的书写者，都是神话的编造者。 当一些原本支离破碎的出土文物被按照正史文献的叙述进行解释并被用来证明正史文献的可靠性时，这些坛坛罐罐就不再仅仅是坛坛罐罐，而变成了民族历史的纪念碑，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神话编制工程。 其实，人文学者往往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神话编造过程，好学者和坏学者的区别，不在于谁的故事编得更真实，而在于谁的故事编得更好听，更能与旧故事衔接，与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无缝对接。 历史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是在编造神话。 民俗学者、民间文艺研究者因为了解一个故事从地方性叙事或地方性知识生发、升华为国族宏大叙事的过程和机制，因此，也许只有民俗学者和民间文艺研究者才懂得如何破除、消解神话。 只有一个具有民俗学素养的人文学者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不是编造神话，而是破除神话，不是巩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揭示历史叙事的断裂。 但是，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的民俗学者对这一学术角色还完全缺乏意识，仍在迷迷瞪瞪地追随着历史学的叙事策略进行民俗的解释，跟在历史学家后面，编造一些不伦不类的神话。 从神话的编造者转变为神话的消解者，这应当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完成这一蜕变过程，脱去神话的壳，民俗学将会无敌于天下。 民俗学不应满足于跟着传统人文学术跑龙套，它应该有更大的出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跟那些大学科唱对台戏。 顾颉刚先生尚从事于此，可惜，到了后期，他老人家也折回去编造神话了。 再论作为学术神话的神话概念 在北师大题为《中国神话，一个现代学术神话》的讲座中，我试图通过对重黎绝地天地通这一故事的解释史的梳理，说明被现代学者当成神话的古代叙事，原本并非神话，而是固有其朴素的意义在，比如说，重黎绝地天通故事原本反映的就是一个以天文历代替物候历的历法改革的事实，《大荒经》里白纸黑字记得明白，《国语》里面也强烈地暗示了其历法学语境，《吕刑》到这个故事时，用它解释刑法的起源，但《尚书》最不可靠。从司马迁《历书》到阮元《畴人传》(中国天文学家传)，皆在天文学和历法史的语境中阐释这一故世，咸无异词。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开启了对这一故事的现代解释即宗教学解释的先河，但徐氏尚知这一故事的历法学含义，到后来杨向奎、袁珂、张光直等人，则一味从宗教学角度解释这一故事，人文学者完全忘记了它的天文学、历法学本义。只有天文史学家郑文光先生还记得这一点(郑还是中国科幻小说的开创者，后半生默默无闻，不久前悄悄去世，令科幻迷们唏嘘不已。)重黎绝地天通故事在现代被误读，一个朴素的古史传说被转变为怪诞的神话，这是现代神话学结下的一个怪胎，在中国神话学(乃至其他人文学术)中，这样的怪胎正复不少。由此，我提出一个问题：情况会不会是这样子——中国古代文献本来没有神话，所谓中国上古神话只是现代神话学的一个学术虚构。现代学者学了西方的神话学，一定要在中国发现神话，于是就把中国古代文献中一些类似于西方神话母题的故事抽取出来，放到神话学、宗教学、人类学的框架中进行观照，在与其他民族相类似的母题的对比中进行解读，从而完全把这些故事与其本土的、原生的语境相分离，纳入完全陌生的、异己的语境中，最终完成了中国神话和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后辈学者囿于这样的学术格局中反观所谓中国上古神话，除了误解，还能作什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