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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提到的“知识”是指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能够确定防灾所需要的技术性对策的知识，或是像形成能客观把握情况、正确传达信息系统的知识那样，从经验规则中总结出的救灾的基本知识。而“智慧”则是指在危机状态中的即时预测和判断、见机行事、准确迅速的行动等建立在知识层面上的应用能力。也就是说，仅仅凭借“知识”，难以对行动形成正确的指导。扎根于“知识”的“智慧”，其作用才得以真正发挥。在民俗学领域，“知识”与“智慧”以口头传承、纪念物或是祭祀仪式等形式作为传统文化来采集，其宗教性及身体性的表象成为研究的对象。 但在另一方面，把自然灾害仅仅理解为过去的经验，就有可能铸成大错。前一章节举的例子涉及到嘉永七年的地震。虽然在传言中说到“井水剧减或是变得浑浊，那就是海啸的前兆”，而这现象没有出现，海啸最终还是发生了。退潮现象也是作为海啸发生的预兆，但这也不是必然的。 一般这样认为，海啸会在地震３到５分钟后到来。但也有十几分钟后才发生的。然而也不能把海啸不会立即到来作为经验而心存侥幸延误了逃离的机会。1933年，8.1级的三陆地震引起的海啸导致死亡、失踪人数3064人，房屋冲毁4304栋，倒塌1817栋。那次海啸是在地震发生30分钟后才席卷而来的。在这种时候，依赖于从经验中得来的民间信仰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在吉村昭的《海之壁：三陆沿岸大海啸》（吉村昭，1970）中有这样的描写： 袭击了三陆沿岸的地震非常强烈，把人们从睡梦中都惊醒了。而且房屋剧烈震动，挂在悬物架上的钟被震落，伴随着巨响掉在了地上。也有的房子因此墙壁脱落，拉门破裂。 另外，覆盖在水池、沼泽上厚厚的冰块及积雪都断开了裂痕。街上的水管也都破损了。 受到强震惊吓的人们都冲出了房屋。这次地震水平震动的时间达5到10分钟。 不用说窗外，屋子里都冷得刺骨。人们冻得牙齿哆嗦，全身颤抖。震动一停，人们马上钻回了被窝。地震后存在着发生海啸的可能性。然而，三陆沿岸的居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言：那就是冬季和晴天不会有海啸来袭。那个时候，很多老人都断言“天气晴朗，而且是冬天，不会有海啸”，因此大多数信以为真的人又都沉睡过去了。 过去的经验作为“知识”必须积累。但是不能因为过信于它而把它作为行动的依据。从这个事例中能理解察知危险的“智慧”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灾害的民俗是由经历了灾害的人们集合性的记忆而形成的。对于灾害的认识以及灾害时的行动是在把这集合性的记忆作为信息组织到的一个回路网络中得以实现的。 由于那回路只可能是固定的地区或民族之间共同享有，所以传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限定的。其原因是恐惧灾害、与灾害作斗争及灾害后的救济，这些感受与行动的背后存在着各自社会的宗教观、生死观、世界观、道德观等共同体性的价值观念。人们是把它作为模式来开始行动的。 对于灾害这一社会性现象，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文化性的。因此，跨越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界线，来比较研究灾害的传承的话，会注意到普遍性存在的同时还有各种多样性的存在。对这些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实行国际性救援活动时是必需的。在基督教领域、伊斯兰教领域和佛教领域之间，对于灾害，甚至生与死的观念都是不同的。不理解受灾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援助活动就不可能顺利地得以展开。现在，灾害后的国际援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灾害观、灾害民俗的国际性比较也理应有其必要性。 近年，灾害人类学这一领域受到了学者们的提倡，也被称之为防灾人类学。2003年在日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有关灾害对策的研究——面向灾害人类学的构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开始运行。这是一个用人类学的视点和方法论来探讨灾害文化的新领域的学问。虽然还没形成理论，但学者们似乎已关注于使用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2005年3月，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每日新闻社共同举办了学术公开论坛“灾害的记忆——思考用灾害民族志来进行社区的防灾”。这次论坛的主旨是试图运用民族志的手法来研究灾害时规定人的行动的文化模式。 把记录在民族志上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使之系统化，作为以后防灾活动的经验教训来灵活运用，这一新的尝试值得关注。在那种意义上，民俗学学者也可以导入与人类学学者同样的视点和方法论，来开拓民俗学的新领域。在实地调查中集成灾害民俗的同时，以通过民俗志的研究方法来挖掘出对于灾害的记忆。从中或许能发现一定区域内的类似于灾害文化圈那样的特征，也或许能发现跨越地域的普遍性特征。这些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实现。通过跨越国境层面上的比较，就能够把这些研究与在国际性合作关系下的防灾联系起来，从而来共同探讨对策。 到现在为止，在作为民俗志的记录中，关于灾害的民俗信息是不充分的。以后的“灾害民俗学”，首先得记录下意识到灾害民俗独立性的民俗志。如果简单地把民俗学定义为人、自然和神三者相互交涉的学问的话（谷川健一，1986），就得试着把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为现象的灾害放在三者交涉的关系中来考察。而且还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留住经验的记忆装置（也就是纪念物、纪念性活动、仪式性的身体表演）以及来源于社会的习惯行为、地缘关系等的人际网络和行动心理，我们从中来抽取出灾害民俗的“知识”与“智慧”。而在防灾对策中，什么“知识”与什么“智慧”才是有效的呢？探讨这个问题的新理论的构建是今后的课题。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