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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与科学和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阐释方式、叙事方式，需要我们持续而广泛地深入民间才能获得准确而全面的文本把握。民俗学应该以民为本。 ［关键词］ 现代民俗学；科学风度；以民为本；技术主义；学术霸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2005)06-0021-04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即救亡图存的人文觉醒。其直接发生，在于晚清社会泛起的新民思潮。所谓新民，有两种基本含义，一在于救民，一在于醒民。救民，就是救国，就是救亡；醒民，就是唤起民众。这种理论的集大成者，就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就是新的中国，就是充满生机的中国。要唤醒民众，拯救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学者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要建立新的文化思想体系，遵循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发展规律。野是什么？是与庙堂相对立的，实际上就是新声。传统的文化格局，包括学术思想范式，在晚清社会都被打破了，这是新的学术材料所决定的状况。我们知道，晚清四大学术发现形成很大的学术影响，敦煌的发现、居延汉简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和大内档案的发现，逼迫着学人使用新的学术材料，于是，学术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与此同时，西方的进化论、新史学等理论思想，随着国门打破而涌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些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封建专制条件下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已经很难继续支撑新的思想文化大厦，因而提出学习西方、面向民间的主张。应该说，学习西方，是一种姿态，包含视角的变化和转换，从接受西方来朝转向接受四夷的思想，身份不同了；面向民间，则与其说是一种觉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复兴，即古代圣明君主使人振木铎于天下、闻政治之得失的政治理想梦幻的重构。这些思想潮流的发展结果，就是愈演愈烈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内容：科学和民主。中国现代民俗学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获得了新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生机。因此，脱胎于西方殖民主义背景的学术规范，从根本上转向新文化，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它就以新的使命和责任表现出新的学术品格而跻身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直到今日，科学和民主依然是这个学科最为可贵的品质。其前途亦因此而宽阔。 民俗学走出殖民主义思想的窠臼，树立新的学术形象，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体系，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术目的。与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相吻合的一个概念是民本，即孟子所讲的民贵君轻，系统来讲，就是现代民俗学应体现以民为本的学术理念。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特色。有一些年轻的学者质疑民俗学学科的存在，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看清。换一个说法，现代民俗学以民为本，明显区别于现代学术体系的其他学科。当然，各个学科都因自身和外在的多种因素而在学术方法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完善程度，有许多问题甚至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学术特色，而学术特色是在学术实践中从整体上显示出来的，它包含着众多学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辛勤探索，尤其是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值得后人尊重。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些问题的不足之处用力夸大其瑕疵，甚至一叶障目，否定其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存在。 中国现代民俗学以民为本，是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应。在这里，它融合了两种民本思想，一种是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一种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民本思想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其道路是极其坎坷的。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文景之治为典型的与民休养生息，在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显示民本的一定内容；明代社会高度专制，朱元璋甚至挞伐提出民贵君轻的孟子，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封建政治在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对民本思想的排斥。其实，民本并不是完全反对专制的，而是以承认专制为前提对其作修正和补充的努力。即使是这样，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尤其艰难。值得整个人类社会所庆幸的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它将人本主义思想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是人不断地解放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它反对蒙昧主义，这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否定了愚民政治。与之相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把愚民作为自己的法宝，并且不断强化神权的思想文化功能。所以，西方人本主义经过启蒙主义者的进一步发展，使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形成巨大的飞跃。它的经验给中国近代社会的学者们以深刻的启发，提出了包括师夷以制夷的思想文化主张。中国现代民俗学合理地吸收了西方民俗学理论在实践中对民的阶层划分方法，即蒙昧之民与现代文明之民的对立。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思想文化立场的巨大不同在这里的充分表现。资本主义世界推行殖民主义，利用落后民族的文化，意在对之进行更为持久的奴役。而我国现代民俗学一再强调的是对人的解放，对民众的启蒙、拯救，并纳入科学和民主的大潮，这就是学术目的的根本不同。正是以科学和民主为背景，民俗学以民为本，不断发扬光大民本思想，这一学科才日益成熟发展、壮大起来。 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一般都以五四歌谣学为重要标志。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我们看到学者们“为学术的”和“为文艺的”两种并行的主张，而在《民俗周刊》中学术主张就不同了。顾颉刚他们高呼要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建立以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的历史观，打倒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而建立新的历史中心话语。这是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的基本任务，也是学者们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的民俗学建设，基本上就是对各地民俗的记录、整理、聚汇。总体上来讲，就是展示，一方面是对历史溯源的梳理，一方面是说明某种民俗在一定地域和人群中所具有的功能，而对于民俗发展变化规律及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则相对不足。那么，在质的独特意义上理解的不足，也就明显限制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事实的话，应该说，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其实绩是不菲的。 乡村教育运动是中国现代民俗学从理论到实践迅速发展的一个大飞跃阶段，而今天相当多的学者对之重视不够。可以说，乡村教育运动中民俗学的发展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真正成熟的标志。乡村教育运动与俄国民粹运动、日本的新村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人都曾投身这一运动，而其大规模地开展，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初，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开展得如火如荼。在这一运动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和学都取得突出成就。所谓用，就是以民俗内容作教材，教农民识字，是民俗学实践、民俗学应用；所谓学，主要是一些实验区内所展开的不同层次的民俗学建设，包括多种形式的实验。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理论创新程度上，这一时期都远远超过了以往。这是一场有目的有步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实验探索乡村社会迅速发展的新途径，从其一开始就与民俗学科学考察方法联系起来，而且承接了梁启超他们倡导的新民理论，所以其意义尤其不凡。一场运动需要一群有志献身的人去呼号，去拼搏，一个学科也是如此。但我们应该看到，过程与目的的价值是同等重要的，民俗学现代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在这种从过程向目的的运行中实现自身完善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深入底层社会进行调查的田野作业，这一方式为民俗学现代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保障。而这一圭臬在今天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在现代学术史的意义上讲，没有田野作业，就没有民俗学的发展。当然，问题在于田野作业是学术目的还是基本方法，需要我们更深入的思索。而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其实田野作业就是简单的学术目的的准备。它在事实上告诉我们，没有田野作业技术的日臻完善，这个学科的基本目的就无从实现。乡村教育运动中的学者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去。”当然，他们也同样关注城市底层民众的生活。这一点曾受到误解和忽视，而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我们所想象。如河南开封教育实验区，蔡衡溪他们所做的《淮阳风土记》、《淮阳太昊陵庙会概况》和《开封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等，将视角直接投向民间文化，进行了极为详细的学术考察，提出了许多珍贵的理论见解。其他如《河北定县秧歌概况》、《山东庙会调查》等学术考察，为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术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民俗学的历史上没有这样一段历史，整个学科发展是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就的。这场运动的学术方法在抗战中得到继承和发展。闻一多他们一批西南联大的学者，走进西南山区所进行的多种学术考察，《西南采风录》等著述的出现，其学术视野突破了乡村教育，形成了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综合研究相对繁荣的局面。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包括民间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都进一步成熟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在解放区，包括《陕北民歌选》在内的民歌搜集整理，其意义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些史实告诉我们，科学考察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单纯地使用文献是一种学术方法，你可以唯文献材料是用，而走出书斋同样是一条切实的学术道路。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昨天人们的文献记述，与我们今天记述的行为，在意义上是一致的。取得可靠的民间文化文本，不是一厢情愿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不断地在感受中去理解。一味地强调拥抱理论、从概念出发，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