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受到学术体制缺陷的严重影响，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新的学术霸权主义泛起对学科发展的干扰。本来，多元共存才能形成学术繁荣，任何一种方法方式都可以粉墨登场，争鸣更是特别必要的。但今天却步入了一个相对偏狭的境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完全替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已故学者童恩正曾提出田野作业是运用材料证明某种理论，这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把这种方法扩大化，甚至绝对化。应该说，在民俗学的发展中，理论研究不是唯一的出发点，更不是其归宿，何况理论发展也不是某种学说的单兵进入。如果学术发展中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一种悲哀。这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学者的讲话。当时的民俗学发展中，钟敬文先生受到学界共同的拥戴，他所在的学校也成为我国民俗学理论的重心，这是当时的实际。这位日本学者说，如果只有这样一种局面是不利于中国民俗学发展的。20年过去了，钟先生去世后，又是日本学者在挽联中写到“中国民俗学绝矣”。钟敬文先生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学科的幸福和光荣，尽管在他去世后有年轻的学者对其提出一些异议。我们在敬重钟敬文先生的同时，其实最应该发扬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开拓精神。突破和超越固然是必要的，而问题在于发展的前提是继承，是对前人理论的准确理解。理解需要理性把握，需要尊重他人的辛勤劳动，更需要相对广阔的学科知识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让各种学科、思想共处于一个环境，共同发展和繁荣，而不是此消彼长。 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提到学科的本土化问题。对于民俗学，同样存在。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命题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如何对待古典民俗学理论的继承及其与现代民俗学理论的结合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及中国民俗学发展问题；如何对待当前民俗学发展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包括突破和超越等问题。这中间有许多问题的探讨可能与学科的发展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是，在学理上，一切问题都有研究的必要。相比而言，在传统学科的发展中有许多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诸如对于民歌和民间戏曲问题，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的探讨更为深入。任半塘和王起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到王小盾、康保成、廖奔等更年轻的学者，他们将考据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将田野作业的成果有效地纳入了实证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相当多的民俗学者缺乏必要的文献功夫。民俗学学科发展需要多元并存共建，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事情。其实，现代民俗学理论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既有文学家出身的学者，又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出身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学者，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关注民俗事象，在学理上分别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那么，今天，我们获取信息更为方便的同时，是否能比前人作出更大的贡献呢？我以为，这除了大脑的功夫外，更重要的是脚下的功夫，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走进民间，去更细致更广泛地感受和理解。我们也都明白，民间世界无比丰富多彩，在那里蕴藏着无数的文化宝藏，需要我们深入进去，不断发现其中的珍宝，但是，我们常常出现两种错误，一是浅尝辄止，一是窥一斑而不知全豹。在我们的田野作业中，不是尽力地搜罗殆尽，而是通常只寻求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有意无意地拒绝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成分；再者是忽视民俗事象相互间及其与其他社会发展因素的联系，同样会陷入自己编织的假象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责怪早期民俗学发展中作家出身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顾颉刚他们是历史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和岑家梧他们是民族学家，李景汉他们是社会学家，闻一多其实是美术史学家。他们共同构筑了民俗学的理论世界，怎能说仅仅是作家们在进行民俗学研究呢？更何况，作家群体研究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民间文化中情感内容的深入把握。作家的想象力十分有益于民俗学研究中的联想和感受，特别是他们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灵感对思维的激活。今天，民俗学研究中普遍缺乏想象力，是限制和阻碍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技术主义的泛滥，将民间文化中的情感因素有意无意地割舍开去，事实上是对精华成分的忽视。也就是说，不懂得民间社会中充注的复杂情感，即使材料分析做得如何细致，恐怕也是无补于学科发展的。如是说，绝不是夸大其辞。技术主义将一切都置于量化分析的最大弊端也正在这里。而要真正获得对民间百姓的情感的全面把握，仅仅靠一些在西方学者那里早已不新鲜的理论作为利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民间文化系统的独立性。它沿袭千百年，保存了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叙事方式、道德与审美功能的体现方式、阐释方式和循环运行方式等内容，这是民间文化的文本保存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这些内容，民俗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研究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而建立民俗学理论体系，若缺少这些内容，那么，其独特价值的普遍性意义的体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所以，我们强调田野作业不但要有全面的典型性，而且要有持久的对动态发展的把握，不断在联系与发展中发现新问题，把握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歌德他们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话运用在民间文化研究中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需要对民俗的历史发展、古代民俗思想、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我国现代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当代民俗类型的分布和发展规律等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特别是对中外民俗典籍和民俗学经典理论的理解，更是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今天严重困扰我们学科健康发展的其实并不是理论建设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像堂·吉诃德那样用长矛向风车挑战。这是一味拥抱理论，或者说热衷于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所带来的极大弊端。诚然，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之内，需要面向世界和未来。但就目前而言，中国民俗学更需要树立自身坚实的基础，脚踏实地，直面现实，深入民间，以民为本，以全新的科学风度迎接挑战！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