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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民族辩义：“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共和” 民族的多义性还涉及对民族词义的不同理解，目前学界日常使用的“民族”，多指少数民族，它有两个词义：ethnic minority(少数族群)和national minority(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长期稳定的帝国历史并非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即使到清代，还被认为是少数族群统治的帝国。孙中山虽曾排满，但终主张五族共和，提出中华民族，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颇有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构想。但从他感叹“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可见当时中国距离民族国家尚有距离。 追溯到1903—1905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为《警钟日报》《国粹学报》撰稿，并完成《中国民族志》，可以说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讨论民族的书籍，书中主张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立国，讨论了历史上的民族及其演变。芮逸夫先生在重印序言中称该书为“续攘书”，“攘书”为章太炎等于1902年倡言排满复汉，背景则是晚清排满立汉继而立国的民族主义。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发刊《民报》，发刊词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刘师培的书在于梳理汉族的历史形成，认为自尧舜禹三代之时，开始有攘狄，之后攘外之说深入人心，成一统之尊。他自述写作的动机：“吾观欧洲当十九世纪之时为民族主义时代，希腊离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国，即爱尔兰之属英者今且起而争自治之权矣。吾汉族之民其亦知之否耶?作民族志。”可见,中文“民族”的进入早期，与民族主义建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关系密切。但到了李济先生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已开始脱离民族主义，提出了“我群”和“你群”的划分，进而提出黄帝子孙的汉人群、通古斯群、藏缅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大的民族，其思想是一国多族。他是使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进行研究的最早期学者之一，学术思想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窄视野，为“多民族共和”的立国奠定了学理基础。然而，当时的民族概念依然十分混淆。民国时期，大批学者进行了有深度的少数民族研究，著述颇丰，如老清华的一批学者，秉承了从文化视角研究民族的传统，亦影响到政府的民族政策，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社会学系设有民族组，由潘光旦任组长，包括吴泽霖、费孝通等。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可以说是在民国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并非简单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没有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基础研究，不可能有新中国民族识别的完成。从识别的结果看，民族识别出的少数民族还是偏向文化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 groups)，而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我们的“中华民族”英文是Chinese ethnic people，是超越国家的、全世界华人的文化族群，而不是Chinese nation的国家民族(国族)。有学者认为“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印度……‘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目标就是把所有的群体建成一个共同的‘民族’(nation)，把这些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帜下保存和发展各少数族群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这样一种基于和服从民族国家的伪文化多元，既非世界大多国家的实情，也非中国的历史和国情。 现在所谓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最近200年政治的一个中心话题，背后有着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深刻原因。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这个概念。但是为什么有“主权国家”的时候我们不谈“民族”、不谈“民族国家”?为什么最近200年开始谈“民族”?其中一个原因涉及“国家”的危机。人类早期是没有“国家”的。以“国家”作为一个生存和竞争的单位，人类必然会出现“国家危机”。近200年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在国家危机之中形成的，即用“民族”来解决“国家”的问题，用“民族主义”把“国家”这样一个一群人生存的单元进行重整。但是“民族”也会被用来制造国家危机，包括最近乌克兰的局势，就是一个和少数族群有关的国家分合问题。“民族”被用来解决“国家危机”的时候，自己又出现了“民族危机”。因为民族又成了一个竞争的单位。“民族”这个概念被不断发酵，无论是在少数民族的意义上，还是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这后面跟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式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很多国家危机和所谓的“民族危机”都是在全世界面对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大家要竞争，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导致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与国家连带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危机的发生都与此有关，不过，在上述资源竞争背景下，“民族”或“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国家危机。 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和”的政体，与“民族国家”相区别。当今一些学者试图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来定义中国的政体和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乃是一种倒退。习近平在回复民大附中同学的信中说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是对“多民族共和政体”的准确表达，这在《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是提倡多民族与国家统一两者的并行不悖。 二、“民族问题化”的范式危机 何谓“民族问题”?民族的问题化和污名化是近些年的一种思潮，然而从人类发展的视角理解民族，民族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单元，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源泉，如果说历经千年的民族文化有问题，显然于理不通。换句话说，民族的“问题”不是民族固有的属性，民族问题应在民族之外。联合国对于民族及其文化保护早有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包含了八个基本的关键词和发展特征。这些概念是超越地域、超越国家的，《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思想都是普适价值，而且是中国政府参与提出的普适价值。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定需要以上述国际公理为基础，需要高屋建瓴的国际视野以助于国家民族政策顶层设计的完善。从这些公理出发，可以理解民族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本真存在。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四点：文化自由/文化多样性发展、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文化公平/文化平等发展、文化包容/文化共生发展。 (一)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 《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文化自由”。从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民族”这个概念，核心是文化。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菲茨·帕夏在发布2004年报告时说：“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国应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努力消除因民族、语言和宗教多样性而造成的隔阂与歧视。“在21世纪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类社会中，文化自由应被看作是人类的基本人权，所有人都有权保留他们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特性。实施承认并保护这些特性的政策是多样化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办法。如果不尊重和保护文化自由，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文化自由”是基本人权?human rights在西方语境里说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文化自由”这个概念则是在讲一群人的人权。一个民族就是一群人，有自己共享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化自由，有这群人的人权。个体人权与群体人权两者并不矛盾。有学者主张“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公民权的视野下来处理少数民族关心的所有民生问题和文化问题”。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公民权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人权利，民族权是一种文化人群的群体权利。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张“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种各民族群体平等团结的场景，需要的正是文化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群体人权。高丙中提出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建设性关系，即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相结合的设计。从这一对身份设计的演变看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政治价值。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具有人类社会的先天合理性。多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现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在丧失。全球化导致现在的很多方面容易趋同。当整个社会按照一个模式生存的时候，会给社会各种各样的资源造成相对短缺和枯竭，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绝路。《人类发展报告》因此提出要有文化自由，要鼓励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才有人类的长治久安。 (二)文化生态与文化可持续发展 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最近20年已经被检讨，这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狭隘的人本主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就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人们曾经认为：我们是美的，我们是善的，我们是最强的。有人甚至认为：人类是地球的中心……然而，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人类开始感觉到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所谓的人类在地球的中心地位开始产生了疑问。人们开始反思：“人是什么?”“我们是谁?”人们开始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召开“21世纪科学与文化讲座”，并通过了《温哥华宣言》。宣言确认了人类当前在地球上的危急处境，因而去召唤“植根于多种多样的文化和着眼于未来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