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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在对北京的商业调查中，十分重视行会组织。很长时期以来，对于行会的认识主要是强调其封建性，即通过对于行业的垄断抑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这种认识恰恰来源于对西方知识的机械解释，也是五四时期的产物之一。中国的行会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发展，并没有完整的实证研究。在甘博的调查中，行会有内部垄断和抑制竞争的一面，但还有制定规范、维持信用和众多的社会参与、救助等职能，并在经济发展中自身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商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试图将商会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自组织的标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中间力量，但对商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行会却研究不多。通过《北京的社会调查》可以了解到，行业并非完全落后或反动，至少行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较之政府监督的成本要低得多，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却更有权威。而且，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中国，行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生活分散且多样化，因而对于娱乐的调查较为困难，在中国革命时期甚至被认为是有钱有闲阶级的消遣。在甘博的调查中，主要内容是一些娱乐设施或场所的建设与发展，还达不到日常生活中的量化。调查显示，赌博和嫖妓在娱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与社会罪恶和社会救助工作紧密相连。甚至有中国文化人的调查更是极端地认为，中国中小城镇的娱乐就只有赌博和嫖妓。甘博发现，澡堂子在北京人的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提供清洁、休息，也是联络感情、进行社交的场所，有时重要事务也放在澡堂子里处理。改革开放后，澡堂承载的社会生活功能逐渐退去，电影《洗澡》就是具有怀旧、乡愁情调的众多作品中的一种。可是，习俗、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旧式澡堂退出的同时，又出现了洗头房和洗脚房，承继着澡堂子的各种功能，不禁令人叫绝。 甘博作为基督教会组织的志愿人士，对于宗教信仰的感召力和社会责任有着自身的认同，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在调查中甘博却发现，即便是信仰基督教，中国人也较少定期捐助，收入颇丰的家庭也捐献很少。再有，大多数中国教徒不能自愿提供义务服务。甘博认为，这是“中国教会生活的最大缺陷”。据此，甘博强调改造中国的事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完成，但西方人仍负有教导和帮助的责任。为什么同样的信仰，中国人却有着不同的行为呢？这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观点称，中国人宗教感淡薄，多数人都是依据自身利益的权衡，较少考虑社会的需要，洁身自好就是很高的标准了。近些年来，在公共传媒上，不时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报道。例如，当遭遇大灾大难时，国人纷纷慷慨解囊，真是大爱无疆；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及富有阶层社会责任感低、捐助少的报道不绝于耳，非政府组织差不多都有经费难筹的问题，捷径还是向政府要钱和去国外找钱。再如，奥运会、世博会成功在中国举办，志愿者报名爆满，当一名志愿者成为一项自身能力得到承认的荣誉；另一方面，社区服务（宣传辅导、组织活动、维护秩序、清洁卫生、照顾老幼残疾等）的志愿队伍却较为薄弱，且难以持久，甚至连有人在街头倒卧要不要扶也成了讨论的话题。责任感是一种真正的主人翁意识，但多数人想的却是如何能够更多地接受他人的服务，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甘博在书中也坦承北京社会调查存在着不足，这是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所谓不足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受到调查条件的限制。首先当然是调查经费的限制。其次是受到调查队伍的限制，尽管参与者的教育程度较高，作为参与者主体的燕京大学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外国志愿者的中国背景知识较为薄弱。二是受到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突出的是语言的制约，由于甘博当时基本不通中文，在讨论调查设计和方法运用上有沟通困难，最严重的是无法独立从事调查工作。又由于学生和外国人终究与社区成员有明显的区别，很难进入被调查者的生活，如对灯市口社区进行细部观察的努力，结果仍然停留在外部的粗略观察层面上。 所以，《北京的社会调查》作为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就显得较为粗糙。不少内容还只是刚刚展开，缺少历史的深度与横向比较的广度；获取的一些数据尚缺乏完整性，或是统计样本较少，难以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分析；在美国使用英文出版时，由于不通中文，许多中文名称对音的准确性就无法校准，也未能制作中英文对照索引。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此次社会调查的贡献，只是中国的社会调查迈向学术化的一个过程。 专有词汇的翻译存在大量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至于中译本的翻译，主要内容尚能忠实原著，但是一些专有词汇的翻译问题较多，或是前后不一，随意而行，一个英文名称可以有两三种译法；或是生硬直译，不愿下功夫查找工具书和参考书，甚至不顾基本历史常识和叙述逻辑，只是机械地生搬硬译。由此，中译本中便出现了一些新造的、不知所云的人物、机构名称，虽然占全书总翻译量不大，但是，这些专有词汇在阅读中却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面对一批生僻的词汇，读者的头可能会大了起来，需要费力揣摩书中到底在说些什么。这样，读中译本还不如读英文原著，直接出版英文影印本可能更便宜些。究其原因：一是系多人分工翻译，译者的相关专业历史知识较差；二是译审者没有认真通读、校阅，造成译文存在大量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翻译问题举例如下： 不算太长的中译本引言，翻译却大有问题。如将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翻译成“华北联合语言学校”，在这本书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又写作“华北协合语言学校”，英中对照再写作“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其实，准确的翻译应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即该校的中文名称，是一家为外国人教授中文的学校。正文第十六章亦有同样的问题。又如将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翻译成“平民教育运动协会”，犯了基本常识的错误。再有，Philip C. C. Huang和Prasenjit Duara被分别译作菲力普·C. C.黄和杜瓦拉，然而二人均有中文名，叫做黄宗智和杜赞奇，稍具相关专业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所举二人的两本书，译者译为《华北的农民经济和社会变革》和《华北乡村的文化、权利和国家，1900-1942》，其实，这两本书早已译成中文，分别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对于书中内容的翻译尽可以提出讨论，但中文书名基本上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而且得到了原著者的首肯，无需再创作。引言的作者邢文军是甘博中国学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中文写一篇精彩、准确的引文，将甘博介绍给广大读者，反需要借助一个不太专业的二手翻译来进行表达呢？ 对于作者前言所提及的数个人物姓名的翻译多有问题。例如，亚瑟·H.史密斯（Arthur H. Smith）应译作明恩溥（普），费韦尔（P. M. A. P. Favier）应译作樊国梁，马格文（D. J. MacGowen）应译作麦高温或玛高温，莫尔斯（H. B. Morse）应译作马士。上述人物都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有着长期经历的外国人，他们的著作被中外学术界广泛使用，而且已有多种被翻译成中文。前言中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译作吴禀襄（译音），这个人名并不难查找，任何一本有关五四运动史的著作都可查到此人的姓名。 在第一章中，China-for-Christ Movement被译成“中国走向基督教”的运动，完全不通。附录的中英对照译成“中国归耶酥运动”；英中对照中译为“中华归主运动”。后者的翻译更加准确。正文中也是两种译法交替出现，互不通气。第一、十六章都曾出现默特（John R. Mott）的译名，在绝大多数中文论著中，这个人物被译作穆德，是重要的世界基督教团体领袖，多次来过中国，尤其是1922年主持过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194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三章中京绥铁路的“绥远”（Suiyuan），译者武断地注为“今呼和浩特”。京绥铁路在绥远的一端为包头，在作者调查期还未最后建成。绥远当时为特别行政区，呼和浩特在历史上确曾称过“绥远城”，此时叫作“归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