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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十六章都出现了威廉姆斯（S. W. Williams）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卫三畏（卫廉士）。如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翻译，还不如不译。 第七章中出现的另一翻译错误不能原谅。译者将《新潮》翻译成《复兴》。《新潮》杂志的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常识，译者如果不太了解这段历史也不要紧，此章就曾出现过《新潮》的正确翻译，只要稍微用心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新潮》、《新青年》、《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篇目，已有现成的工具书出版可以查对，无需自行另译。 第八章中作者提到的几家在华外国银行译名都有错误或不太严谨。例如，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被译作国际银行，完全是直译；在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译作花旗银行，基本准确。但是，严格的讲，当时正式的中文译名应是万国宝通银行，“花旗银行”译名在中国普遍使用是以后的事情。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被译作中国工业银行，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又译作中国实业银行，则是译者想当然的错误译法，正确的译名为中法实业银行。Asia Banking Corporation被译作亚洲银行，也是不假思索的直译，准确的译法是友华银行，是一家在作者调查时刚成立的美国银行，后被花旗银行兼并。 第十五章提及的订户最多的所谓《中京报》（Chung Ch'iang Pao），附录十一又译作《中强报》，应翻译为《群强报》，这是一家集各家新闻使用通俗语言表达，偏重于戏剧的报纸，颇受下层社会欢迎。出现翻译问题，主要由于英文原著的对音错误，也反映出仅掌握语言还不能胜任学术著作的翻译。又有所谓《议事报》（Yi Shih Pao），不知所云，应译为《益世报》。其实，附录的中英对照中就曾准确译为《益世报》，可在英中对照中仍译为《议事报》，说明译者工作的粗糙。 在附录十一种报纸名单中还出现了一种名为《北京领袖》（Peking Leader）的报纸，令人费解；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却又翻译成《北京先驱报》，这都是译者各自按照字义表面揣摩的结果。准确的中文译名应为《北京导报》。 第十六章中出现的人名陈焕璋（Ch'en Huan Chang），应为陈焕章；其主持的团体儒教学会（Confucian Society），应翻译为孔教会。另有所谓《中国记录报》（The Chinese Recorder），应译为《教务杂志》，这是一份重要的教会刊物，被研究者广泛使用。 最不可原谅的是，译者在第十六章硬是制造出了一所“北京大学”。此“北京大学”应译为“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也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尽管两所学校的英文名称都是Peking University，但中文名称有着明显区别，根据上下文内容完全能够加以准确地判断。其实，在英文原著中，作者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力图加以区别。例如，将汇文大学写作Peking Union University，或Peking（Union）University；北京大学则写作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或Peking（Government）University。附录的中英、英中对照中都无问题。然而，当原文仅仅使用Peking University表达时，译者都一律译为“北京大学”，译审者、出版社编辑也都容忍了这个明显的硬伤，并以大一号黑体字作为小标题出现，明确告诉读者：“北京大学建立于1915年”，“是一所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如此翻译，即使是译者旨在强调翻译必须完全忠实于原著，也应该加注释说明。 仅靠一支笔和一本字典来搞翻译，不是对待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这些翻译中的问题，是阅读中译本时信手拈来，只要稍具专业知识就并不难发现；而且，只要态度端正，认真查阅相关工具书和重要参考书，就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其实，中译本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才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也可能有一些专有词汇，由于过于生僻，或存在时间较短，在现有的常用资料中一时难以查对，只能用译音的方式处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有可能原著在书写或对音上就存在错误，就要依据书中上下文内容加以考订，注明问题所在与合理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可能，都必须是在广泛占有材料并加以认真推敲后，再做出准确的、适当的选择，仅靠一支笔和一本字典来搞翻译，不是对待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国内，一方面学术成果被大量制造出来，一方面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地位却有所下降，所谓学术打假风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至于如何才算抄袭，学术上和司法上尚缺乏明细的规定，但是，普遍的浮躁现象，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不争的事实。你能将中国典籍中的言辞随意附会一番就名利双收，我也可以把外国学者的论述改头换面成为创新之作。如果我们对近些年来的中国学术创新能力不抱太大期望的话，就更需要借助外国学术论著提供规范；但如果连翻译都害怕麻烦，就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工作了。 历史著作的翻译，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是一项十分艰巨困难的工作，甚至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作者使用的一些中文资料，随着时间流逝，有些已经很难找到了；甚至一些专有名词和习惯用语，也已经成为较为生僻的词汇。对于这些问题，采用意译或音译，是一种解决办法，但翻译对象如是中国历史著作，大量使用则显得失真，读起来也很怪异。本来是中国人讲的话，经过翻译转用外文发表，又经过二次翻译再使用中文出版，说出来的话可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一些重要的专有名词也可能成为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原本简单的、熟识的内容，经过翻译反而变得莫名其妙起来。当然，严格的核对，工作量极大，可能并不下于新的研究。其实，好的历史著作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再研究工作，不仅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还要保证原著中使用的资料（包括人物、机构、论著的名称和引文）可以直接再利用，并且纠正原著中存在明显错误的失漏之处，以及对一些现今理解较为困难的专有词汇给予注释。因此，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最好由专家来做，并不适合团队式快速作战的工作方式。如果必须团队合作，那也需要参与者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专业知识，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沟通切磋，坚决杜绝有名无实的译审和通读。 最后，中国书店作为文史类书籍有影响的出版社，本应奉献给读者一部高品质的书籍，遗憾的是，除编辑上未能就翻译质量严格把关外，书籍装订也很不牢固。一本新书，第一次翻阅就出现开胶脱页，令爱书者十分心疼。 总之，一本书的产生，作者、译者、译审者、编辑等各环节，甚至还应包括专业的评论者和普通读者，都应该抱着认真的学术至上的态度，减少虚浮和急功近利之心，才能够获得研究、写作、阅读的快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