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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其一，英国斯太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4]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5]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从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文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经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6] 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出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