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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和文艺批评 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张扬，尽管浅尝辄止，特别是还没有提供出以新的方法评论、剖析和深度研究文艺创作、作家艺术家，以及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或分体研究的个案范例，连对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也还大半止乎于表层的描述上，但它毕竟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眼界和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在90年代以来以及21世纪之初发展和深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在文学批评中和艺术批评中引入文化批评的方法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学术交融现象。尽管各民族和政党对什么是“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绵长而深厚的传统是割不断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时代的复杂的文学现象，都毫无例外地蕴涵着大量的文化信息，离开这些文化信息，只对作品和文学现象做静止的形象分析或审美的与社会政治的分析评价，就必然会将其中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了人为的过滤，这时，读者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干瘪的形象和理念而已。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或模式，就会拓展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使文学批评得到某种深化，果如此，便可引导作家艺术家全面地理解文艺作品的构成上的种种必要因素，改善自己的创作。现在我们有些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固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作者对文化的无知或对作品的文化内涵的轻视。这一偏向至今并没有受到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重视，追根究底，还是长期以来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文艺观对文艺创作的遗毒未能消除的一种表现。因此，开展文化研究在指导艺术创作上将是有益的。 我很欣赏王宁先生的这样一段话：“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定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呢？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当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8] 他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批判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的精髓，而我们现在的介绍和发挥，其缺点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理论，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地介绍过来，推荐给读者。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值得借鉴的，也不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化理论任何观点都是应予警惕或排斥的，而是要充分重视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中的批判性遗产，而这一点是对我们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所必须的。 中国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我看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引进了外国的某种理论、附和了外国的某种文化理论，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得到某个外国学者的赞扬和首肯，并非就意味着我们与国际接轨了。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是把外国理论本土化，至少是择其善而从之，即吸取其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加以改造。而且并不是任何方面都能与国际接轨的。在这方面，世界文化史上的例子很多。民间故事是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最具国际性的课题，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芬兰学者阿尔奈编制的《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上补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体系几乎成为各国学者研究世界民间故事和文化移动问题的范本和案头必备书。其间，批评和质疑者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莫过于前苏联学者普罗普。原因很简单，贯穿在汤普森索引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一元发生论”，所以它不适用于一些非欧民族的文化。在我国晚清末年，这种来自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也曾颇有些信徒，但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研究，业已将这种观点否定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导思想的汤普森索引，与独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民间故事），更是南辕而北辙。我们怎样与它接轨呢？他们所创立的方法，尽管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但还是极有参照价值的，所以它能在世界范围内延续80—90年的学术生命，但其根本的东西，却是我们难以接受更难于吸收的。我们今天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理念，重点应在以西方文化研究的参照下，将其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梳理当代中华文化的谱系，研究当代中华文化的心态，探讨蕴涵在表象之后的深层含义，而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更为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