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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赵世瑜 参加讨论

    从1906年到1911年,周作人在日本学习。就在1906年,他在东京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盖莱(Gayley)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很快又买到了安德鲁·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诸书,了解了欧洲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派思想。从此他也知道了此前的马克斯·缪勒及其语言学派的情况,对朗用人类学或民俗学的方法解释神话深感兴趣(《夜读抄·习俗与神话》)。在他广泛涉猎的读物中,包括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等,这都与人类学或民俗学有关。
    也许与童年时“热衷于街头空气”有关,也许与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人类学、民俗学著作有关,周作人开始对日本“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很感兴趣,有空总要到“寄席”去听“落语”,进而又去注意川柳与狂言,发现这些民间文艺形式中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判断,往往用诙谐、讽刺、滑稽的形式把传统观念颠倒过来,这使他经常联想到他童年时的故乡民风。到1910年,他又买了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这无疑表明他对“乡土研究”或即民俗学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周作人的国外学习经历,多多少少地改变了他以往曾经有过的一些观念,尽管他的思想在后来又有变化。他回国后首先在儿童教育方面投放了一定精力,把儿童教育与民族的振兴联系了起来(“儿童问题之初解”,《绍兴教育月刊》第6号), 在《童话研究》等论文和《小儿争斗之研究》等译文中,认为儿童思想中体现了人的真诚和本性。他还指责了那种以破除迷信为借口而捣毁古庙的幼稚行为(“论保存古迹”,《绍兴教育月刊》),这与年轻时的作法颇有不同。特别重要的是,1914年1月,他在这个月刊的第4号上发表了征集绍兴儿歌和童话的启事,其中有曰: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
    尽管对他的呼吁响应者寥寥,但这毕竟是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先声,而且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的术语,还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学还第一次(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第一章中,提到周作人1923年10月在北大《歌谣周刊》中发表“儿歌之研究”一文,提到了“民俗学”一词,并在“附记”中说这是“十年前的旧作”,因而推断1913年“民俗学”一词便由日本传入中国。据查该文发表于1914年1月20日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即刊载“启事”那一期,时间上略有差误,但说1913年就已传入亦无不可,因为周文的写作在1913年)。
    顾颉刚却一直没有出国,从1913年开始进入北大预科。据他自己总结,使他走上这一条道路的,首先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使他对上古的传说人物产生了怀疑,但还没有想到“搜集民间的神话和传说,来发展夏曾佑的思想”。其次就是他对戏曲的爱好,这一点似乎对他的影响更大(“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
    在这里应该说一说周作人对京戏的态度,因为他的态度似乎与顾颉刚的态度有天渊之别。他后来回忆出国前在北京看戏的印象说:“我平常也很厌恶那京戏里的拿了一个字的子音拉长了唱,嗳嗳嗳或呜呜呜的纠缠不清,感到一种近于生理上的不愉快”,还有就是“戏剧上淫亵的做作”,这竟使他在再来北京的40多年生活中,“不曾一次看到京戏,而且听见‘嗳嗳嗳’那个唱声,便衷心发出厌恶之感”(《知堂回想录·北京的戏》)。
    而顾颉刚却曾专门跑到上海去听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这时我竟有这般福份,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他认为“戏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因此他竟逃课去看戏。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欣赏上,而是从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就是从戏中发现了许多传说的不一致,于是又进而去看小说,听曲艺。於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因之发生了转变:
    我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十岁以后,我读书多了,对於这种传说便看作悠谬无稽之谈,和它断绝了关系。……我鄙薄说书场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说书的淫俚,不屑读。在十五岁的时候,有一种赛会,唤作现圣会,从乡间出发到省城,这会要二十年一举,非常的繁华,苏州人倾城出观,学校中也无形的停了课,但我以为这是无聊的迷信,不屑随着同学们去凑热闹。到人家贺喜,席间有妓女坐唱曲,我又厌恶她们声调的淫荡,唱到我一桌时,往往把她谢去。从现在回想从前,真觉得那时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没有人的气味了。……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由此可见,同样重视民众文化的人对同一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表面上看,这种差异并没有造成两人旨趣上的多大不同,至少他们同样地重视和积极参与歌谣的搜集,但周作人的思想变化是自异域而本土,顾颉刚的变化是自本土而本土,使前者就有可能带着外国的眼镜来看待中国的文化,甄别褒贬,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是一种横向的审视;而后者的土壤就是中国的土壤,他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是纵向的,从下层看上层的,这就有可能造成他们认识的深刻程度的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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