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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在顾颉刚这里举不胜举。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与许多同仁要了解边疆史地，要到西北去实地考察，要创办《禹贡》杂志，也就可以知道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如何提倡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来发动群众，真正造成全民抗战的局面。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尽管周作人是文学家，顾颉刚是史学家，但周作人的民间文化研究日渐枯萎，最后萎缩成了书桌上的几篇作品，而顾颉刚的民间文化研究却如日在中天，蓬勃发展。至於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成为日本人文化战线上的工具，一个却成为民族斗争的文化中坚，恐怕与此也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吧? 这里附带要说的是，洪长泰先生在他的《到民间去》中指出，“周作人是现实主义的民众观和民间文学观的代表，顾颉刚是浪漫主义的民众观和民间文学观的代表”，这是说周作人较冷静地看待民众及其文化的弱点，而顾颉刚则过多地发现民众及其文化的优点，因而导致了他们态度的不同，固然有些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周作人往往只从纯文学的、纯精神的角度审视民间文艺，把它与现实生活相对隔离开来，不考虑它的现实功能；而顾颉刚却正相反，他把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努力发现民间文化中蕴藏的积极价值，而且表明，只有在深刻理解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改变它的消极层面。如果我们再把他们的这种差异与晚明的性灵说和经世的实学思潮联系起来，说周作人是浪漫主义民众观和民间文艺观的代表、顾颉刚是现实主义民众观和民间文艺观的代表，也许更合适些。 如果说周作人是通过接受西方及日本的学术思想，而顾颉刚是通过对民间文艺的爱好，不同地走上民间文化研究的道路，这只能说是小小的差别；但前者后来逐渐把自己与社会现实相对隔绝开来，特别是对民间文化及其载体持消极态度，而后者在这些方面却截然相反，这个差异就要大得多了。这不仅影响了两人对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而且影响了两人的人生旅程。 (作者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钟敬文先生的指点，在此特致谢忱。) (本文作者赵世瑜，195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02期，73-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