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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在孕育了德国民俗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和影响着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德意志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第三帝国时期,民俗学因其浪漫主义的学术情怀而为纳粹政治所利用,成为战后学术讨伐的对象。这正是德国当代民俗学在追求学科改革和学术转型时一定要摒弃浪漫主义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浪漫主义不仅对德国民俗学的建立和早期发展功不可没,而且浪漫主义在整体理念上也不一定就反理性和反科学。浪漫主义民俗学者勇于在生活实践中用理想的愿景去改变和影响他人的精神,或许正是当前身处民族复兴和文化重建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所需要的。 【关键词】 浪漫主义；民俗学；民族主义； 德国 浪漫主义在德国和中国的当代民俗学界都是一个略带贬义的词汇。最近出版的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等著《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介绍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鲍辛格引导的民俗学意义上的这种启蒙取向……让德国民俗学走出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告别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同时也告别在呵护抢救‘传统’的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1]转型之前的德国民俗学在书中有时被直接称为“旧民俗学”。年轻一代的民俗学家彻费恩(Bernhard Tschofen)回忆道，当他“1986年来到图宾根学习的时候，发现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多数学生对经典的民俗学所知甚少”，“他们对在这里被批评和被超越的‘旧民俗学’究竟做了什么，完全没有兴趣”。[1](P7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德国当代民俗学与古典民俗学的决裂之彻底。无独有偶，中国民俗学家吕微先生也在写于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民俗学欲进一步长成现代学科，浪漫主义已经成为其成长道路上的羁绊。”他呼吁民俗学研究应“回到事实本身”，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理性地完成自己的科学使命。① 显然，在中德当代民俗学家眼中，浪漫主义就意味着眼光向后的历史主义以及对于传统的主观想象与建构，它孕育了古典民俗学，却与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思想指导、使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现实生活的当代民俗学格格不入。只有摈弃了浪漫主义，告别以研究传统民俗为己任的古典时代，把当代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民俗学才能真正完成自身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浪漫主义对德国民俗学到底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德国民俗学在追求学科改革和学术转型时为什么一定要摈弃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否一定就反理性和反科学?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历史上有无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而言又有何借鉴价值? 一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德国兴起于18世纪末。催生它的，是当时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事件。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德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许多大大小小的邦国仅以松散的形式组成一个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先是让德国人感到欢欣鼓舞，新兴的市民阶层希望就此能推动德国的民主进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随之而至的社会暴力与战争又使得他们对以集权为目的的法国式革命产生了反感，从而开始寻求德国式的民族自强与国家现代化之路。 作为民族精英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无奈于这种社会现实，也不得不将宏图大志深藏于胸，退守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相互之间结为友人，喜欢通过信件往来和举办沙龙等方式交流思想感情。这为强调主观感受、追求精神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造成了后期浪漫主义趋于悲观消极的特点。早期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就已兴起，以耶拿为中心，称“耶拿浪漫派”。代表人物有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和蒂克等，他们的活动阵地就是1789年施莱格尔兄弟在耶拿创办的文艺刊物《雅典娜神庙》。浪漫主义文学在1804～1820年达到高潮，这一阶段以海德堡浪漫派和聚居柏林的浪漫主义作家为代表，著名的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塔诺、格林兄弟、克莱斯特、米索、霍夫曼等。阿尔尼姆与布伦塔诺于1805～1808年搜集、编写并出版了古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两兄弟也从1807年开始搜集研究民间童话和传说，并于1812年和1815年相继出版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第一册和第二册。这一事件后来被看成是德国民俗学发端的标志。 德国浪漫主义为什么能够催生民俗学?众所周知的原因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思想家赫尔德所倡导的“民”(Volk)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包括他提出的在语言和民间诗歌中可以探寻到一个民族的精魂的理念，使得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民俗特别是民间文艺。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赫尔德所谓的“民”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民间”不能完全对应，它并非专指下层民众，而是不分阶层、区域和职业的全体国民，其中尤以农民和市民阶层为典型代表。这也决定了德国早期民俗学的学术定位，它所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民间文化，倒不如说是德意志的“国民性”或“国民文化”。 把民俗理解为标志性的国民文化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由于德国各地尚处于分裂的状态，赋予所有的德意志人一个das Volk(单数的“民”)的统一称号，并冠之以具有同质性的“俗”即国民文化，就等于是在强调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因此，类似“德意志之民”或“德意志民俗”的说法一时间极具号召力。不仅文学艺术爱好者，甚至就连一些社会活动家也投身到了对于“民俗”(Volkstum)的研究中。例如出身奥地利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笃勒(Eduard Duller)曾于184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方言、风俗、习惯、节日与服饰中所见德意志之民》(Das deutsche Volk in seinen Mundarten, Sitten, Gebräuchen, Festen und Trachten)的著作，长达400多页，并带有50幅彩图。号称“体操之父”的F.L. 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也于1810年出版了《德意志民俗》(Deutsches Volkstum)一书。书中的主题包括疆域的自然划分、国民情感、服饰、节日、民众的书本文化、家庭生活、爱国者的远足等，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德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 “民俗学”(Volkskunde)或曰“民学”(江绍原曾建议作此翻译)，[2]即关于“民”的知识和专门研究“民俗”(Volkstum)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德语的Volkskunde的最初含义与英语的Folklore并不相同。后者在德国人眼中似乎只是一种出于嗜古的癖好而热衷于搜集“文化遗留物”的行为，而前者则是有关德意志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和心理的神圣学问，从事这种民俗学的人要“熟悉历史学和语言学，有(体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了解历史上的法律问题，熟悉国民经济史、技术史、博物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天生清晰的理解力”。[1](p2)因此，早期民俗学在德国人心目中是关于德意志这一新兴民族之文化根基的、堪称“国学”的重要学问，而不是一门仅只关注残留在民间的古代文化碎片的边缘科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