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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尽管以布伦塔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者，他们所从事的资料收集和改编工作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但他们的政治抱负、美学追求和从先验理想出发去建构民俗文化的做法，对于德国早期民俗学的学术定位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登台之际，虽然也继承和吸收了古典语文学的文献考据法，以及传统内务统计学(Kameralistik)和新兴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但更多地还是接受了浪漫主义的民俗观、美学追求与政治志向。实证主义在他们那里只是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民俗学者在研究中志在寻找和建构的，仍是一种理想化的“古老”“本真”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本迪克丝(Regina Bendix)在《从体验到表征———科学探寻本真性的开端》一文中就清楚地描述了，由于科学的发展对于民俗学也同样提出了科学性和经验性的要求，格林兄弟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就尝试着把“本真性”当成是一种“一种可经科学证实的实体”来进行研究。他们试图“使用系统的方法来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因而更加本真的过去”，以弥补浪漫主义带来的情感泛滥，由此便开启了一种历史语文学的文献考据方法。因此，在本迪克丝看来，“格林兄弟和德国的同仁们是将浪漫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翘楚。他们的心忠于浪漫主义，然而他们的成就却属于科学人文主义”。[8](p46～50) 民俗学最早在德国大学的教学科目里出现，是以“文化史”的名义，归属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之下。被称为德国“民俗学之父”的里尔(Wihelm Heinich Riehl)1854年受聘担任慕尼黑大学该专业的名誉教授。5年后，他被这所大学正式聘请为“文化史和统计学”专业教授。里尔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的老师恩斯特·莫立兹·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的指导，后者也是一位浪漫派的诗人和史学家。1885年，里尔出任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馆长一职，并兼任巴伐利亚地区的艺术品与文物古迹保护监督官，同时他也是德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可见其活动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和高校。里尔把民俗学看成是一门政治学科，和方志学一样同为“国家学最重要的辅助学科”，研究这门学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纪录民族心理，认识民众的自我意识，而且还应具有政治作用。[9](p821～822)另一方面，里尔也致力于德国民俗学学科的专业化和学术化，试图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传统国情研究的资料搜集法运用到民俗学研究当中。 1889年，柏林成立了第一个德国民俗博物馆(即现在的欧洲文化博物馆)。1890年，德国第一个民俗学专业组织“柏林民俗学会”成立，次年出版了《民俗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主编万侯德发表了题为《导论：民俗学当有何作为?》(Zur Einleitung.Was Soll die Volkskunde leisten?)的发刊词。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他本人1890年在《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相似，其中提到：“民俗学的任务，是从所有的生活表现方式来研究‘民’(das Volk)，即按照历史和地理来划分的成千或上百万人的人群组合。”“确切地讲”，民俗学是“一门民族的和历史的科学”。[9](p23)万侯德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俗学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民俗学的政治性就体现在以德意志民族之“民”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使命上，而民俗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则反映在了它所遵循的历史学方法之中。简言之，民俗学的学科任务就是要追溯和还原德意志之“民”的历史，就像普依柯尔特(Will-Erich Peukert)在1935年为纪念格林兄弟所写的书中所总结的那样：“他们(格林兄弟)还‘民’以历史。不是公侯之家的历史———这些早在他们之前已被书写———只是‘民’自己的历史。只是‘民’自己的历史?想想吧，它实际上是德国的历史。……那些普通的事物、日常的生活、‘民’的财产变成了历史———而不是特殊人物的行为。”[9](p24) 由此可见，德国早期民俗学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民族统一的学术宗旨，以及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探讨任何一项民俗事象时，人们都会将其源头追溯至中世纪乃至更早时期，努力建构出其中的文化传承谱系;同时人们也会将它和德意志人乃至其前身的日耳曼人的文化传统挂上钩，把民俗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性的表征。民俗学的这些特点使1930年左右登上政治舞台的法西斯政党看到了其中可以利用的价值。1933年，纳粹党成为执政党，并通过修改宪法把自己变为德国唯一政党。纳粹党人十分热衷于有关“纯粹的”雅利安种族以及日耳曼文化传统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民俗学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就成了一门颇为吃香的学问。 1935年，纳粹党卫队头子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为了提高自己在纳粹党内的政治地位、将党卫队的权力范围扩展到文化领域，就联合“血与土”(Blut-und-Boden)种族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等人，创建了一个以研究“德意志祖先遗产”为宗旨的学会，简称“党卫队的祖先遗产”(SS-Ahnenerbe)。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德国政府部门和当时完全受政府控制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主要资助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研究与考察活动。学会下面设有不同的部门，早期称“保护坊”(Pflegstätt)。这个特殊名称由慕尼黑大学教授、印度-日耳曼语专家弗依斯特(Walther Wüst)提出，意思是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从事一项“关于我们日耳曼先民的整体样貌的充满敬意的工作”。[10](p224)1938年，“保护坊”的名称被放弃，改称呼“研究坊”(Forschungsstätte)或“教学研究坊”(Lehr-und Forschungssttte，一般由大学教授担任负责人)，在数量上共有11个：文字与象征符号教学研究坊、日耳曼知识教学研究坊、印度日耳曼-雅利安人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坊、民间故事、童话和传说研究坊、房屋记号与部族徽章研究坊、印度日耳曼信仰史研究坊、音乐学研究坊、日耳曼-德意志民俗学教学研究坊、日耳曼建筑研究坊、民俗学与民众研究教学研究坊、民间医疗研究坊。此外，该学会也出版“德意志祖先遗产”丛书和一份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en)的通俗刊物，后者的主编就是“童话和传说研究坊”的负责人、民俗学者普拉斯曼(Joseph Otto Plassmann)。 与党卫队手下的“祖先遗产”(SS-Ahnenerbe)志趣相投但保持一定竞争关系的，还有成立于1937年的“罗森贝格办公室”(Amt Rosenberg)，由纳粹头号理论家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亲自指导，其职务全称为“监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有思想和世界观之培训与教育的领袖代表”。该机构的资金来源为党部拨款，罗森贝格本人则直接对希特勒负责。机构下面有一个由民俗学者齐格勒(Mattes Ziegler)提议成立的“德国民俗学帝国工作联合会”，主要职能就是为纳粹党人提供有关民俗学专业知识方面的咨询，通过对党员进行培训和教育的方式，帮助宣传和推广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巩固和加强纳粹意识形态。 纳粹党的“罗森贝格处”和党卫队的“祖先遗产”是“第三帝国”的两个位高权重的政党文化机构。它们通过各种方式把包括德国民俗学者在内的文化人士笼络在政府的周围，让他们与纳粹政党合作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就连在战前已经启动的《德国民俗地图集》项目，这期间也被纳入到了“祖先遗产”的控制范围之下。一些参加人数众多、耗资巨大的项目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可能。例如，配合纳粹政府有计划地将拥有日耳曼血统的德意志人全部迁回德国居住的政策，“祖先遗产”就于1940年制定了“记录与编修所有即将回迁的德意志人的全部精神与物质文化财产”的计划，同年开始对居住在意大利南蒂罗尔(Südtirol)地区的德语居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普查，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南蒂罗尔文化委员会”，下设11个团队。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从事“民俗学与民众研究”的团队，下面又分出5个小组，负责范围分别为：“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舞蹈/动作形式”，“工具与家庭用具”，“服装”，“民间故事、童话、传说”，“象征符号、房屋标记、部落徽章”。在经过不到一年的调查之后，项目总负责人西佛尔斯(Wolfram Sievers )就在1941年的一份报告中断言：“研究结果现在就能证明南蒂罗尔民众明显的日耳曼本质，这也是一份关于日耳曼民族承续性的极好凭证。”[10](p2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