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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要求研究者的视野要宽广，不能搞得太窄，而且最好是能将学术研究和创作并重，这样有利于俗文学的普及和推广。他说：“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作为骨干的戏曲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不单算做俗文学，而且是真正的俗文学的讨论。”他认为，“所谓职业的俗文学者，毛病都犯在搞得太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实未能在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只能给有数的学者专家阅读而不能让一般读者去接触的原因。因之，我们希望能有像朱先生那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多多帮助和支援”。 吴晓玲先生在论述俗文学研究的基本工作和终极目标时，提出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应再检讨》一文中，他说：“俗文学至少在中国学术界是一条新的路，因为它是一条新的路，我们不曾建立起一条理论体系来，我们还不曾完成各种必要的基本工作。因此也就不应该对别人的误会加以感情的怨懑。所谓必要的基础工作，我在《我们研究戏曲的方法》一文里简略地论述过（见《国文》月刊一卷第九期页二十至二十三）。”他认为，俗文学研究需要“辑佚、结集、校勘、注疏”，而这些“基本工作绝非少数的人在短暂的时期之内能完成，必须大家联合起来去做，一方面免掉人力物力的消耗与浪费，一方面稳扎稳打，众志成城，稍稍缓慢一点倒不足为病。然而这里所说的基本工作却还不是俗文学研究者的极终目标。我们要从红海穿出，趋向当初摩西所憧憬的流乳雨蜜的迦南美地。于是，理论的体系之建立就比较基本的工作更加重要了”。而“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从目标的决定里推衍出来的。我们俗文学者的目标，在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历史的”。 怎样理解俗文学研究者的目标是“历史的”呢？他说：“我们研究俗文学的某一种特殊体制，探源推流，出生入死，详细地爬梳它的从萌芽到枯萎的历程。这种功夫完成，我们有了变文史、歌谣史、戏曲史、小说史、大鼓史、秧歌史等等许多，然后把这些用针线穿缀起来，此伏彼起，有隆替有兴废，一部活的俗文学史便立刻会呈现到我们的眼前。这是历史的。”同时又指出，“我们研究俗文学的内容衍化，简朴的母题怎样穿上了绮丽衫锦裳，孪生的弟兄怎么长大起来性格各异，参商遥隔的男女怎会结成幸福的姻缘。综合、归纳、分析、比较，让我们在题材和故事的错综枝蔓里寻觅出来若干交叉和平行的轨迹。这也是历史的。”“我们研究俗文学作家的事迹和他们所不能跳出的时代和社会，最终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因缘。”“作品总是感受时代的影响，顽强的作家会站了起来反抗，会揪紧了时代向前奔驰，懦弱的则只剩下唳泣和哀诉。这更是历史的。”“这里所指出的‘历史的’，还都只限于在俗文学本身的圈子里打转，和真正的历史不会合成一个整体，这恰如把考据方法美其名曰‘科学的’……”对于这一历史的目标，作者认为实有必要做一番再认识。 同郑振铎先生一样，吴晓铃先生重视俗文学的史料价值，认为其具有历史学的意义，而只有发掘这种意义，俗文学研究才更有价值，俗文学学科才能健康发展。他说：“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文学是‘史料的渊薮’。他说：‘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见不出的社会现状，我们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见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只有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在小说、戏剧，以及诗，曲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数字，不一定是无聊的事实的账本——要在那里去寻找什么数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而是整个的社会，活泼跳动的人间。我以为，我们今日要下笔去写一部中国历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如果踢开了或抛弃了这种活泼的材料，一定要后悔不迭的。唐代史料存在于太平广记和全唐诗里的，准保要比新旧唐书多而重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特别着重于俗文学的。这里我们必须投入广义的历史中去，设法把俗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时代消息，尽量捉住去填塞历史家有意无意地所留下的空白，帮助历史多吹几声鉴往知来的警号，这样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才能巩固，俗文学研究的意义才更深远。” 在俗文学研究方法上，吴晓铃先生赞成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的口号，并加以发展。在《故事的巧合与转变 ——俗文学研究方法论之一》一文中，他指出：“当代研究文学的朋友都懂得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两句口号，口号的真谛，所谓‘历史的眼光’，应该就是‘考镜源流’，最常用而省事的‘科学方法’，应该就是比较研究方法。于是学者们便多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去考镜源流了，特别是我们治俗文学者，在故事的源流衍变的考证方法最习用这种技术。通常地，我们喜欢把同类型的故事综合在一起，抽绎出这些同型的故事的母题，比较附着于母题上的枝蔓情节之其他来源和量数的多寡，然后决定各个故事的时代先后，再根据辅佐的帮助，那么便会找出一个时期最早而框架最简单的故事，我们于是就说这个故事是一切同型的其他故事的祖祢。”从这里，吴先生引出了研究文学和俗文学的朋友们所最喜应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这种方法是常用和可行的，但他同时指出，实际应用这种比较方法也有许多困难，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一，我们千万不能粗心地去把平行的事例拿来放在一起比较，猛看处处相似，但这却正像铁路的两条轨道，虽然在远处好像交叉合一，但不知中间的距离始终并没有缩短或是伸长……第二，我们千万不可粗心地看到两个同型的故事，便不管地域远近，时代古今，而贸然捏合成一个。我们如果想做同型故事相互关系的试探，也必须极度仔细地抽绎出一条线索去贯穿它们演进的程序。文学作品演变程度时常是错综而复杂的。尤其俗文学，因为它萌芽于民间，长成于民间，开花结果于民间，而民众的头脑往往比文人活泼，想法也新颖，他们自由地和大自然接触，不像职业作家，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遵循一个传统的轨迹走路，一方面把头塞进书堆里不见天日。”他提醒说，“比较的方法应用不是拿来两个比较一番便可以论定，这正和校勘学不是排字房里的校对工作一样。胡适之先生告诉我们‘大胆的假设’，但我们时常忽略了另外还有半句‘小心的求证’。小心求证结果仍旧找不出线索来，或是看不出血缘关系来，那么，最好不要妄加论断。” 通过以上几篇理论文章，我们可做如下概括：吴先生对俗文学的研究极为重视，认为俗文学应该为文学史的源泉。他认为要研究俗文学，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在他的研究中，这种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即以他发表在《俗文学》周刊上的文章为例，虽然面铺得很广，讨论的却都是传统的正统文学以外的文学体裁，即俗文学体裁，如戏曲、小说、变文等，做的几乎都是“辑佚、结集、校勘、注疏”等基本工作，严谨扎实。作为在20世纪40年代俗文学研究中取得成果较多的作者之一，｛1｝ 他不但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成果，更是以他精微透彻的俗文学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当时的俗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独到的观点仍具有启发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