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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自觉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各地加大了对传说的利用力度。王尧的《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之研究——以湖南永州的尧舜传说为中心》[12]把视野投放到了当代盛行的新编传说上，文章以湖南永州“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为例，分析了当地文化工作者编写传说的策略，以及他们的新编传说对旧有传说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发现，借助媒体、政府等权威力量，新编传说可以“一物两说”的方式，与旧有文本并行不悖地存在——即主流社会推行新编传说，而民间继续保持对旧有传说的信仰;也可以通过遮蔽、扭曲、压制等方式取代旧有传说，甚至伤害到演述人的身心，新传说还可以通过“方志化”乃至“正史化”等方式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知识。作者以新编传说为个案，最终探讨的是官方与民间既交融又对立的博弈关系，并反思了知识生产在地方传统复兴中的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问题。 2012年还是当代传说研究的丰收年。《民俗研究》当年第2期刊登了一批研究都市传说与谣言的论文。在主持人语中，施爱东阐明了谣言等当代传说研究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BBS、网络社区以及微博的盛行，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公德谣言、商业谣言、金融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严重地影响到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信任感。谣言是一把双刃剑，也是一种多面体，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必然也必须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13] 显然，当代传说的研究也具有浓厚的文化批评的研究倾向，其目的是通过对这些文本来发掘传说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正是由于此，研究者尤其注重对传说背后的社会生态的探究，并致力于解读传说所体现的民众心态。 当代传说是一个芜杂的文体群，谣言和传说往往具有相似的功能和形态。基于这种认识，研究者刻意淡化了当代传说的文体研究，普遍采取了实践性的视角，来看待谣言的传播与社会效应。刘文江的《作为实践性体裁的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14]就是从实践性与动态性的视角切入这些文体，提倡要把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看作是同一种实践性叙事体裁，并呼吁学者要从话语实践状态入手来探究这些体裁。 有关都市传说与谣言的个案研究方面也成果颇丰，学者们细致探讨了影响这些当代传说的社会文化因素。魏泉的《若有若无——中国大学校园传说的个案与类型》[15]将校园传说作为透视社会风气变迁的一个视角，结合当代社会的教育状况，探讨了校园传说与校园文化之间的关系。基于近十年来收集的中国大学校园流传的传说个案，作者将相关传说大致划分为：确有其人其事的传说，有其事无其人的传说和凭空编造的鬼故事三种类型。通过总体描述和分析，作者认为这些传说勾勒了当代高校每况愈下的校风和学风。 施爱东的《谣言的鸡蛋情绪——钱云会案的造谣、传谣与辟谣》[16]则探讨了谣言传播与社会话语空间、网络生态的关系。作者采取了文化批评的方法，以温州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在网络上引发的谣言流播为例，分析了民众的“鸡蛋情绪”在谣言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谣言家”在生产和传播谣言所采取的“正义化”包装策略，并挖掘了民众谣言传播中体现出的政治与经济诉求。进而，作者分析了谣言、民心向背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 施爱东的另一篇文章《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阈叙事》[17]则结合传说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批评，从三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盗肾传说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首先，作者用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追溯了盗肾传说是如何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其次，作者分析了盗肾传说与割肾谣言之间的转变，进而认为都市传说与恐慌谣言是一种相生互动的关系，传说一旦遭遇可供联想的恶性事件，马上可以转化成谣言。最后，文章分析了盗肾传说的文化内涵：当代都市盛行的割肾传闻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守阈叙事”，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一传说混合了本土“采折割”的恐慌元素，撩起了部分民众的“侵阈想像”。因此，割肾传说是中国从封闭的农业社区向开放的大都市转型中的产物。作者认为：割肾传闻之所以能在这个时代流行起来，是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迎合了这个时代流行的社会、文化心态或价值观念，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希望或恐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