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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认为好立得的这些话虽然许多人听了会不喜欢，但他自己觉得至少对于该文考察的对象很是有用。周作人认为《霓裳》《白雪》之类，实在不过是乐府词曲的末流而已，它们或为文人所作，或为优伶所作，但思想全是士大夫的。最后他说： 据我现在的意见，这类民歌集，即举《霓裳续谱》为例，我们第一要紧是当作文学去研究或赏鉴，不要离开了文学史的根据而过分地估价，特别是凭了一时的感情作用。我把她认作小令套数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从诗歌的祖母这把高椅子上拉了下来，硬派作词曲的孙女儿，坐在小杌子上，我晓得一定有人很不满意，或认为反动的议论亦未可知，不过我相信在她文辞情意的因袭上很有明显的形迹可见，只要请精通词曲小令的人细加考校当可知其真相。 对于上述引文以及周作人自己的言论，我以为有必要做一些更细致的分剖： 首先，即便在真正民间口耳相传的歌谣中，虽然有许多让人一新耳目的东西，但其中因袭的主流传统思想（例如忠君、升官发财等）也不在少数，像好立得教授所谓“大都是前代高级社会的文学与学问之遗迹而不是民众自己的创造”云云，自然有偏于一面之词的嫌疑，倒也还说得过去，何况，无论是历史记载的还是现行民间的歌谣，都很难搞清楚其真实的发生与传承。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周作人据以发挥意见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这类“民歌集”，按照沈兼士所谓“自然民谣”与“假作民谣”的两分法，它们全部属于“假作民谣”之列。⑨从这点上说，它们被周作人“从诗歌的祖母这把高椅子上拉了下来，硬派作词曲的孙女儿，坐在小杌子上”，当然也是名实相副的。周作人当初的确认为歌谣像是诗歌的祖母，比如《童话研究》中就说：“民歌（Ballad）者盖与童话同质……近世乃有征引民歌以明诗之本原者，其在童话正无所异。”可是，不说这话是否的当，至少这里的民歌必须是所谓的“自然民谣”。其实，着实而论，所谓民歌是诗歌之祖的说法，也只能从全体发生的逻辑关系而言，即按人类进化的观念，原始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当然也会讴歌，从这意义上说民歌是诗歌的祖母，原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后世流行的任何一首哪怕是真正的“自然民谣”，它们毕竟离原始状态太遥远了，它们到底是诗歌的祖母抑或孙女，实在已是不该讨论的问题了，因为二者虽然可以互相影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诗自是文人诗，民歌自是民歌。它们各自神完气足，原不必再有什么辈分关系了。 当然，周作人对于所谓“自然民谣”与“假作民谣”的分别不是不知道，该文中就声明：“我只说明这类民歌不真是民众的创作，她的次序不是在文学史之首而是其末，至于其固有的价值原不因此而有所减却，这是我所要声明的。”但是，他将这两类“民谣”不加区分地归入“民歌”这一概念之下进行本质探讨，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由此带来一些混淆与误解，实是应该解析清楚的。1931年，周作人在为《朝鲜童话集》所作的序中说：“歌谣故事在当作文学看之后，有不少的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正如英国麦加洛克主教所说，童话正是‘小说之童年'，而歌谣也实在有些是诗的祖母，有些虽然也是诗的孙女。”尽管出于人类学的根底，周作人似乎对祖孙关系的比喻与裁判不愿轻易放弃，但这样含混说去，其实倒反而容易让人接受。 至此，本文对于周作人民歌价值观的探讨，主要是着眼于学理范围之内的。但是，正如他在许多别的研究领域一样，周作人的歌谣研究不单单是纯学理的探究，在相当程度上，它与周作人对社会思想的关怀密不可分。因此，要深入探讨周作人不断调整的民歌价值观，就必须考察周作人基本的民众立场及其现实针对性。 三、周作人的民众立场及其调适 周作人基本的民众立场问题，似乎更多地属于思想史的范畴，而且因着八十年代以来对周作人在思想与文学诸领域的重新发现，有关的论述也不在少数，本文再进行全面的阐述，不免会有劳而无功的顾虑。然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决定着周作人对民众文学的态度，并内在地影响着他在民歌以及其它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构想及其调整。为此，我想主要从民间文学研究史的角度关注一下他的民众思想，希图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交叉小径中，为其变动着的民歌观提供一个更内在的诠释。 首先让我持续关注的，是周作人关于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思想演变。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周作人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第一当然是《人的文学》。关于这篇文章，我在此无意细说，只想重新引述一下其中对人道主义的定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后来对五四时期的许多言论有所修正，但这一点却是他始终坚持的。 1919年1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第5期上发表《平民的文学》，第一次正式以“贵族”与“平民”这一组概念对待来议论文学。可是，将这样一组政治经济范畴内的概念直接移用到思想文学方面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误解，周作人在该文中一开始就对这些潜在的误会很费力地作了正名的分说，其中关于二者在思想上认同的一段话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从前头上顶了一个皇帝，那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隶，向来没有贵族平民这名称阶级。虽然大奴隶对于小奴隶，上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样的东西。除却当时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无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么区别。 这样的思想，周作人是一贯坚持的，后来在许多文章这也时常提到。⑩“思想趣味”既然“毫无不同”，这不啻于说，将“贵族”与“平民”这组概念对待来论衡思想和文学，本身就有难以成立的因素。然而当时很多人喜欢那样使用，带有一定的时代潮流， 其中主要的原由在于，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革命的依附，而社会革命的实践性在命题方面很多时候只须凭据着某种当时可以共通的感觉，原不必对概念的精确斤斤计较。为此，周作人对于这一组概念的自我解释，对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显得越发重要了。他说： 贵族文学形式上的缺点，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这内容上的缺点，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定义只在于“普遍”与“真挚”这两点，这与其字面容易引发的习惯推想是大有出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