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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浩如瀚海、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将搜集、抢救各民族民间文化列入工作日程和建设计划。1950年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始组织多民族的民间文学采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很快便出版了一套民间文学丛书。随着事业的发展，我越来越感到有出版一套民间文学全书的必要。但是，这一愿望随着十年动乱破产了。 浩劫之后，1980年12月我应吕骥同志邀请作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委员，着重于歌词方面的审稿。在审稿中，我想到有必要从文学角度编纂一套《中国歌谣集成》，以歌谣而论，民歌歌词之多远远超过曲谱。往往是一首曲子有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歌词，何况还有不入乐的民谣呢!我还想到民间文学的其他形式：民间故事、谚语等等。 1982年1月1日，我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提出在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大家一致赞同，并形成决议。周扬同志亲自出席会议表示支持。1月2日，我到胡乔木同志家汇报亦得到他的肯定与支持。 1982年7月26日，中国民研会召开全国培训民间文学骨干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和推广民间文学的搜集普查经验，会上我作了关于三套丛书的发言。 1983年4月8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及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事宜。当天，我和程远、吉星同志去找国家民委交涉共同签署文件，薛剑华主任说知道我，当即表示同意。到文化部找周巍峙同志未遇。我和王平凡同志还去找了周扬同志，他答应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主编。4月10日周扬同志亲自到会祝贺，会议决定周扬同志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同志为副主编并分别兼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主编。4月20日我修定编纂三套集成的红头文件。文化部某领导不同意签署文件，说民歌、民间故事与文化部无关。12月15日，我找到周巍峙同志，他表示支持，并建议重写一文件，说把地方文化馆写上就好办了。 1984年2月18日，我又去找周扬同志谈到30多年想出一套代表中国民间文学的丛书至今办不到，周扬同志让我再写个材料他去办。5月22日，中国民研会马振同志到我家，说文化部、国家民委已签署了关于《集成》的文件。他要我代表中国民研会签字，我签了字。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研会联合签发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及《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作为民文字(84)第808号文件正式下发全国。1986年5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纳入周巍峙同志主持的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编纂的艺术集成(志)，成为十套集成(志)，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项目。 1984年3月10日，我出席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三套集成主编会议，讨论了集成的指导思想、要求、体例和组织工作等问题。自此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进入全面的普查阶段，发动了从十几岁的娃娃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数以千百万计的队伍。从中央到地方文化馆站的数十万名文化工作者为这一工作默默奉献着。全国搜集采录民间文学资料逾40亿字，编辑出版县卷本4000余册。 1987年，民间文学集成开始省卷审稿。作为《中国歌谣集成》的主编，我对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卷本进行逐字逐句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连标点、错别字都顺手纠正。有人说我不会当主编，主编是不需要看稿的，只要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为这是一种缺乏实践、不负责任的空话。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和相关的民俗事象，因此也就有着各具特色的歌谣。没有哪两个省可以采用完全相同的编排模式，在多民族省份更是如此。不看作品、不进行研究，怎么可以回答问题呢?回答问题仅只是对一般具有共性的问题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在编纂中学习，积累经验才能更好、更妥帖地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宁做文化长城脚下的一名劳工，也不做高高在上的“主编大人”。有人反对我，提出“发动小鬼，解放阎王”的口号。我不做“阎王”，我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我不仅坚持看稿，还亲自执笔完成了《中国歌谣集成》总序的撰写工作。执着的追求、严谨的学风支撑着我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走到今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