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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未刊(译)稿，仅供中国民俗学网及其民俗学论坛和民俗学博客内部交流，请勿引用) 【前记】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教授是从事欧洲近现代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学专家，或者说是“有人类学启蒙的历史研究者”。受青海“昆仑文化论坛”会议主办方赵宗福院长和叶涛教授的委托，我应该和坦纳先生商量出一个既和他的研究领域有关，又能对中国民俗学界有裨益的演讲题目。我最初的建议是让他讲近代欧洲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金钱在市民社会中构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角色和功能，把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和他见面谈话中，他谈了很多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这个从民俗学起家却背离民俗学(拒绝接手苏黎世大学民俗学教席)、在对人的经济行为分析上在芝加哥大学与文化人类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惺惺相惜并合作共事、却对自己有坚定的社会史专业认同感的传奇人物。我觉得在这个人的身上恰好看出了三个学科的纠结，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和叶涛在电话上商量一下，我们决定请坦纳贡献他对学科建设与转型的思考。于是我们给出了上面的命题作文—通向历史人类学的漫长之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和瑞士民俗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转变，坦纳也欣然接受，为青海会议合身定做了这篇演讲。现将演讲内容梗概整理如下。  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教授在“昆仑文化论坛”的演讲中 （吴秀杰 供图） 演讲的主线是德语学术界“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艰难出现过程及其学术思想的背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正式出现很晚，可以说1993年《历史人类学》杂志的出版是这一学科的标志性事件(最早在德国出版，目前该杂志移居苏黎世大学，坦纳为其主编之一)。其思想源泉可以说来自三个方面，即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两个核心人物分别是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1930)和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 * 1941)。 坦纳的演讲首先对一个人文学科出现和发展的机制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他从迪尔泰关于人文科学的理解出发，认为一门人文科学是认识论上对文化的理解(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 of culture)。任何一个学科的出现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的产物，同时学科自身也强制自己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洪堡理念中的以真、善、美为纯粹取向的理想学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分析学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借用了布迪厄的场域分析模式。学术的场域包含了学科的相对的自主性，学科的语言、问题、科学研究的内在的逻辑，而社会的场域包括了社会影响、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公众的期待。两个场域之间进行互动的核心机制是一个学科的折射力量，是学科的转化能力(Breaking power/ transformational capacity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所有的英文均出自坦纳自己的准备的ppt文件)。也就是说，一门学科不可能无视于社会的要求，但是科学场域也不可能完全容许社会场域的全面穿透。至于一门学科能怎样面对社会场域做出反应，则取决于该学科的内部构成(configurations)，即该学科的自主性、方法、理论、问题意识等。在谈到纳粹时代的德国学术界时，历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曾经这样写到：“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都移民出走了，几乎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都自愿地适应了，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正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不同，在更大的范围上甚至可以说是全等的”。在某种程度上，学术场域可以被理解成“变压器”，它把社会的期待和获得社会意义的强制转化进学术研究的日程中。一个学科的自主程度越高，它就越有可能将那些自外面而来的或者说在它身上发生作用的外在力量，按照它的内在的逻辑来折射，将它移译成其自己的语言、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些学科过分地迁就社会的期待，有比较弱的折射度。它们就被政治化，它们提供管理知识，进行政治咨询，他们专门致力于论证统治的合理性、研究社会技术和社会掌控知识。换句话说，他们力图让自己变得有用，借助于与国家权力或在经济和管理中强有力的利益组织的密切关系而获得名声。这一趋势降低了一个学科领域的自主性，提高了学科领域内部的多样性。该学科的外在的存在理由与内部的瘠弱的学术逻辑同时并行。在极端的情况下，一门学科会沦为纯粹的论证工具，去满足国家或其他财源提供者的需求。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科，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保持着距离，试图去提高其内部的自主性。他们集中地、实地并且客观地观察社会的发展，使用独立的方法论和理论构想，在学术研究中对社会进行解析和评论。这样的学术策略可能会与政治上的短期利益相碰撞，但是长期来讲，正是这样的独立和自立的研究才能对社会政治冲突的构成、技术和改革的社会后果预测作出有学术分量的预警评估。一个领域的高度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减弱一个学科社会利用价值，这只是以另外一种折中的表现方式来实现而已。(本段译文忠实译自坦纳讲稿，见原文第6-7页。坦纳对中国学术界并不了解，并非特意面对中国有的放矢) 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面临着转折。其一明显的标志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融通。坦纳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在人类学界广为中国读者深知的名字，Evans-Pritchard, Marvin Harris, Marshall Sahlins, Clifford Geertz。在人类学内部，他们各有学派分属，但是历史学家从外面看到的是，尽管他们各自对人类行为的解读方式不同，但是其共同的倾向是拒绝以忽略时间为代价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解释，将人类学与独特的历史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另一明显的标志是“工业社会民族志”呼声的出现。面对战后消费社会的出现，学者有必要对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和动力做出分析和解读，而这些经由实地观察而获得的知识对政治经济决策层至关重要而又不为他们所知。 从学科史的表层看来，转折似乎并不明显。在各个学科，经过短暂的“去纳粹化”之后，纳粹时代的学者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甚至担任带头人的位置。坦纳认为，人员甚至一些学术概念上的延续性都不是转折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最关键的当属一个学科场域的构成(configuration)。在一个充分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学科的自主性得到长足发展，使得学科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独立性，也是使这些学科能够参加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前提。这一期间在德国和瑞士，来自大洋彼岸的影响特别多。社会史的基础，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有意思的是，在七、八十年代，正当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将数据分析大为简单化的时候，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社会史在思想上却无法前行。在意大利，一些非正统的历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道路。在反对以进步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下，微观史学诞生了。Carlo Ginzburg是这一学派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写到，他在1977或者1978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结构模式不同的是，他们要达到的是对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人的行为做出真实的描写。微观史学的观念正是历史人类学的核心所在：行为主体的行动空间来自于一个社会规范体系与制度安排的不相吻合之处。尤其是Giovanni Levi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靠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传统，使它更走近那些将“经过人类学启蒙的社会史的重要遗产”进行薪火相传的美国历史学家Natalie Zemon Davis，David Sabea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