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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学界六十年代还主要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思想的影响，来自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潜力在德国和瑞士都很少得以展现。民俗学对历史学可能带来的意义，在六十年代末就得到了关注。Thomas Nipperdey曾经指出，布劳恩著作中的“历史学中的人类学范畴”，因为布劳恩“从一个实地经验的角度出发，用民俗学的手段将以一个地方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民众生活的历史”进行了描写和分析。Nipperdey认为，这样的著作在新的研究问题下，挖掘了新的材料，把传统的材料进行了新的利用，它发现的是“在具体的群体和时空当中人的历史变迁”。按照Nipperdey的评价，布劳恩在极高的程度上实现了“新社会史中的人类学纲领”。但是，布劳恩从来没有打破社会史的范式，在他所有的研究著作当中，他都极其敏锐地指出社会不平等问题。他的这种对历史的导向开启了将“历史性的社会科学”转型为“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但在当时，布劳恩并非历史学的主流。Jürgen Kocka这样回忆到：“当我们这些年轻的社会史的追随者在转向那些限制、包围和决定了人的生活内容的宏大结构和过程，布劳恩虽然也支持我们，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要忽略内里的层面，即工业化时代大多数小人物的经验和习惯，希望和失望，日常生活和心智。这些虽然不合时宜，但是能带来很多新的知识。”同样的命运也可以放在七十年代早期被归类在Mixtum compositum旗帜下的一些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不过当时的“历史人类学”还只是一味催生素，并未形成结果。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文化研究当中。关于“社会历史的大师”和“日常生活史的小写手”之间的论争其实是双方均希望出现的，在德国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日常生活史学者与社会运动站得很近。他们也被称为“赤脚历史学家”，有非常强的地方传统意识。他们的口号是，“你站在哪里，就在哪里挖下去。”地方性的关联开启了很多研究纳粹政权的途径，那些避而不谈的凶手和追随者、那些并非引人注目的、日常的抵抗形式都成了可做的题目。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和口述史的方法证明对那些关注人类、个人和群体的经验与回忆世界的历史学项目非常有吸引力。从中也引发出与社会史“宏大叙事”相区别的“小历史”。日常生活，这一在人类生活中由习惯和惯常重复为主导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得到社会史的任何注意，现在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关注：一方面它展示出的是它的丰富多彩和独特，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看不见的”和社会没有对此进行反思的不平等关系和剥削形式。从这个角度上看，日常生活史与性别史非常接近，在揭示生活和工作关联上有相似的视角。 出自日常生活史和历史性的文化研究、同时也出自民族学和人类学并且在理论上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文章，当属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1984年的论文《摇橹船中的传教士?》。开篇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扑捉和表述历史进程的双重构造、固有的和被生成出来的诸多关系的同时并行性，大型结构与主体实践之间、生产生活及统治关系与当事人的经验和行为方式之间复杂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梅迪克强调，历史性的社会科学无法为这样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所谓的“结构的客观含义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也无法言之成理。因此他要求“开掘出一个可替代的视角”，它应该放在agency这一概念上，即历史主体的行为能力。这一研究角度的核心是重构那些人行动于其中和人借助于此才得以行动的象征形式、文化上的意义图式及社会行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在“行动中获取意义和文化上的自我阐释只能在由阶级构成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多层次的社会进程中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1984年梅迪克对“历史人类学”这一标签还是充满着自卫式的条件反射，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他三次提出要与“德国的历史人类学”划清界限。与这个词汇联在一起的是太多的负面的联想，在德国“人类学”一词意指体质人类学和种族学，有太多的前科。同时，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也与哲学人类学的奠基者的名字不可分离，如Max Scheler，Helmuth Plessner，Arnold Gehlen。梅迪克认为，和这些名字连在一起的历史人类学是一条“林中之路”，因为它要追寻的是“超越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行为方式”。可是梅迪克面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问题并不避讳。他批评的恰好是一直还存在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分工”，“历史学被指定来关注大的转变，历史人类学去研究基本的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他要求在历史中考虑到“人类学的认知方式”并将其理解为“社会史面对的挑战”。 直到冷战结束以后，在“短暂的二十世纪”结束之后，这一语用的领域才有所变化。那些到目前为止将自己的研究归类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经验文化研究”的历史学家终于跳出“历史人类学”长长的语用阴影，开始谈及“历史人类学”。1993年，以此命名的杂志得以出版标志着在这方面的核心性的突破，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上，主编提出这一出版物将给“广义的文化概念”、给那些“小”而“浓”的描述性的真实世界的切面、给来自社会内层的视角提供一席之地。 在梳理过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思想和学科实践过程之后，坦纳做了三点总结：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些在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交叉面上生长出来的、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方向还未能脱颖而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领域在八十年代以来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文化史中找到了路径。二、如此一来，历史人类学就更为强调不听命于国家政治调遣的独立性。历史人类学将自身描写为跨学科的项目，它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同时在方法论上也不吝于反思和面对新的概念。对政治上被工具化的怀疑以及学科领域中多重的要求并没有让这门自主的学科退居到大学的象牙塔里，相反，它被推向民主的、合法性的利益，找到了以民主为基本点的影响渠道。三、最近的大脑研究、“神经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其他的带有试验性的研究方向，导致的是“人类学的去历史化”，这与历史人类学的方向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媒体中基因科学、生物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被推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条和文化科学就越没有必要因此陷入悲观主义之中。事实早就表明，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区别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进化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历史人类学提出的问题会是过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