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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神话学，是20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思潮、神话流派的变迁，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到我国整个文化开放浪潮以及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与反省运动的影响。 神话学肇始于19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神话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是俄国圣彼得堡大学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的《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Мифы и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рение китайцев，1892年圣彼得堡版）。这本书最早提出了“中国神话”的概念，并且对中国神话的产生、演变和分类，对中国神话与五行观念的关系，与道家、儒家以及不成体系的民间信仰的关系，与文人创作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神话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遗憾的是，这部研究中国神话的重要著作，却没有在世界和中国学术界发生影响。 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尽管没有“神话”这个词儿，但历代学者对于古时候称之为“怪异”、“虚妄之言”、“神鬼之说”、“古今语怪之祖”的神话现象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东汉流行的谶纬学说，秦汉以来盛行不衰的搜神述异、志怪稽古传统，以及流传下来的大量鬼神志怪书，就可以看出此风之盛。这种“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甚至还出现在正统的经、史、子、集之中。而历代史学家、经今文学家的疑古、疑经之风，使数千年传袭下来的尧舜圣贤、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发生了动摇。因此，２０世纪初，随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潮，以探索人类早期各种奇异现象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很快就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先生曾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诸种因素，作过精辟的分析：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有五个：一是受了鸦片战争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现实和传统的冲突中刺激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古史观念产生了再思考和再批判的动机。二是受清代中叶到民初的疑古学风的影响，在这种不信任古史和典籍的疑经风气的传承下，产生了“古史辨”的古史研究，由此而导致了当时和以后的神话传说研究。三是受了西方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输入的影响，由这些使当时的学者知道了神话学研究上的各种学说与研究方法。四是受了当时考古学的影响，出土的遗物和甲骨金文等使得古书典籍中的神话记载得到了真实的物证。五是受“古史辨”的影响，由“古史辨”对古史所做的推翻和破坏的工作产生了神话传说的还原。［1］ 外来文化的刺激和我国疑经述异的民族传统导致了中国神话学的发生，并在它的发展全过程中显示着强有力的影响。 （二） 自从“神话”这个词儿在我国报刊上出现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1903年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发表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神话学的萌芽阶段。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引起了知识界的兴趣和思考，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间接的通过日本；直接的来自欧洲。“神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著于1902年的《新史学》系列文章之一《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中。“神话”和“比较神话学”这两个词，于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学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中被广泛使用。同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此后，一批留日学生，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树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的概念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自然也初步接触到神话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神话是什么，神话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神话与神思、想象的关系，神话与文学、历史、民族史的关系等。但当时发表的文章大多属于绍介性的，所论也多是在论述别的问题时顺带谈到神话和神话学问题，因而不能不是片断的，还谈不上对神话和神话学的专门的研究。 稍后，1907年，周作人把英国学者葛哈德和安度阑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说部丛书•初集》第七十八编）译介过来，在该书译序中，译者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英国神话学家安度阑（后来通译作安德鲁•兰）和他的神话学。同年，《说部丛书》出版了巴德文著《希腊神话》的译本。此后，周作人、沈德鸿（茅盾）、单士厘、王树枏、孙毓修、谢六逸、黄石等人，相继介绍了西方的神话学说，特别是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鲁•兰、泰勒、弗雷泽等人的神话理论以及以今证古的研究方法，［2］ 受到了整整一代学者的关注，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