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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阅近百年以来的美术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中，与民间美术的研究有关的文章几乎是空白，而相关的文章多是介绍性的，其作者则多为民俗学的工作者。 的确，中国最初的民间美术研究是随着民俗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本世纪初，一批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等，在从事各自的专业工作的同时，已经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民间美术的客观存在。在当时，这些非美术专业的学者往往将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被称作“民俗物品”、“民族工艺”、“民族文物”、“民间手工艺”、“农民美术”等的民间美术，视为研究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的佐证而予以重视，并对之进行调查、收集、整理、陈列、介绍和研究。 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在其成立之初便将“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物馆”作为主要宗旨。⑴随后，在“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祗、年画之类）……共二八六件。”⑵因为“风俗调查的事业，除记述以外，要从物品的搜罗作起；然后才能得到好的材料来研究。”⑶在南方，隶属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设立了“民俗物品陈列室”，在几年间，共收集了“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十四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⑷ 1935年正月，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了郑振铎收藏的《金瓶梅》插图和金肇野收集的杨柳青年画，这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民间艺术首次公开展出，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鲁迅先生非常注重民族、民间美术作品的收集和研究，他曾经以赞赏的口吻介绍过“花纸头”和“江北人制造的玩具”以及其他的民间美术品，并对这些“生产者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7年，台湾画家颜水龙先生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山地民族的民间手工艺进行了调查，并收集了许多的实物资料。同年，杭州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品是由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生从民间收集来的，钟敬文先生专门著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对展览和展品进行了介绍，指出“民间的画家，往往能够用那简朴的红条，或单调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民众所最关心、最感动的事物的形象。”⑸经学者们的倡导和介绍，使当时的社会对民间美术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此前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⑹的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着。以凌纯声、马长寿、庞熏琹、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冏等为负责人组成的调查团在1930年前后和1937年至1942年间，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收藏。由于方法科学、资料完整，使得这批资料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解放区的文学家、艺术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延安等地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民间年画、剪纸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新华日报》等边区的报刊上还发表了美术工作者学习民间艺术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国统区的民俗学者撰写的《民俗美术漫谈》⑺等文章，均可视作最早的民间美术的研究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