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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结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并建立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问题，也是我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考虑的一个问题。由于个人学力的限制，有些看法一直在探讨中；也因为没有可以畅所欲言的条件，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只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我对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和民间文化中的位置的认识，同时做理论的探索。现勉力将一些思考中的问题写出来，请指正。 一、讨论这个问题，应从中国文学（包括“艺术”，下同）发展全过程的实际出发，不能用从国外输入的概念生搬硬套。因为，一方面，中国文学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艺术”，下同）的形式和活动的丰富、与作家文学的密切关系等等，都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而现代欧洲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建立，基本上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与民间文学相关的现代民俗学更是如此。如果念错了经，贻害无穷。比如，上世纪初，周作人用从日本引进的三个概念，武断的将中国民间故事（广义）三分为“神话、传说（原称“世说”）、童话”（这些概念是日本学者用汉语词根造的词），这种“三分法”，加上其他一些偏见，一直限制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和分类的深入研究，也限制了当代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 二、“五四”以后，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搜集、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其中杰出的代表是顾颉刚先生，他对“吴歌”（这是从历史传统中借来的概念，当代唱“吴歌”的民间歌手，不知道“吴歌”为何物）、“孟姜女”故事的搜集、研究，他对中国早期神话与历史的研究，在课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方面，至今仍是中国民间文学专题研究的典范。20年代末到30年代，受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许多学者先后提出了“民间文学”等概念，并编写有关民间文学的专著（最早的专著，大概是徐蔚南的《民间文学》，上海：世界书局，1927），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是建立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体系的奠基著作，影响最大。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归来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也各自根据学科的要求，以国外（主要是欧洲，也有经日本“转口”的）现代人文科学的各种“主义”（各种学派的观念）和方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中的民俗学家，在涉及文学的领域，主要研究现代流传的民间故事和歌谣。偶尔涉猎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和歌谣，也是按照即定的模式寻求适合于他们学术理念的材料，并非对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自然，也有一些学了一点“洋玩意儿”的“混混”，如顾颉刚先生所批评的“专事空谈”和“说漂亮纤巧的话”。（《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三、郑振铎借用了日本学者提出的概念“俗文学”，他认为中国的“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郑著《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他计划写作的“大文学史”遭日本侵略军的炮火焚毁后的一个“急就章”。作为建立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体系的著作，其目的与他此前匆匆写作而没有写完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样，在于争得俗文学（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主要问题不在当代学者一再批评的把民间故事排斥在外（郑在此前后写了古代民间故事和神话研究的系列论文），而是混淆了“非正统文学”（特别是传统戏曲和通俗小说）中作家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界限。但是，他的立足点是民间文学，所以，其中对“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五个“特质”的概括，即使在50年代遭到批判时，也被民间文学研究者变个花样接受了，只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删去了郑对俗文学的“种种的坏处”——“封建性”、“保守性”（见《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的论述。 四、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追随郑振铎研究体系的研究者，继续开展俗文学研究，并先后在香港、上海和北京的报纸上开辟了“俗文学”研究专刊，其中以赵景深先后编辑的《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延续时间最长（1946-1949）。发表的文章多是关于戏曲（包括当代的地方戏曲）、小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子弟书、大鼓、俗曲、唱本）和歌谣、谚语等的研究、资料的发现等。在赵景深主编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便有（按姓氏笔画）王玉章、王庆菽、王季思、方诗铭、叶德钧、冯沅君、庄一拂、关德栋、孙楷第、杨荫深、严敦易、吴晓铃、张长弓、陆萼庭、陈汝衡、邵增祺、青木正儿（日本）、季羡林、周一良、周一白、周煦良、郑骞、赵景深、钱南扬、徐嘉瑞、凌景埏、黄芝冈、隋树森、傅惜华、鲁迅（遗稿）、谭正璧、戴望舒、魏汝晦（阿英）等五十多位。（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关家铮先生现在整理和研究这些“俗文学”副刊，已在大陆和台湾的刊物上发表系列文章，可参考） 这些“俗文学”副刊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组成部分：戏曲史、小说史的完善和说唱艺术史的建立，组织了研究队伍，在材料的累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方面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中，作家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为它们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同郑振铎一样，没有在区分其中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上费工夫。因此，如果把这一批研究者称作“俗文学学派”的话，这个学派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学派，而不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他们的研究不是为建立一个民间文学学科，而是为了他们认为的“俗文学”取得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这个“学派”没有自定或公推的“祖师”，大家的研究只是“志同道合”。在三四十年代，如果说他们有一个核心的话，那就是开拓者郑振铎先生和热心联络者赵景深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