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元培1908年在德国柏林 我曾提出过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的命题，强调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德国是现代世界学术的中心地所在，也还因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佼佼 者，他们不仅在选择留学国度时毅然以‘世界学术德最尊’为价值取向，而且在学成之后也确实履践了他们的最初抱负——‘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成效或许不高，但意义绝对重大”。 这里仅以三位代表性人物的思考，略作阐释：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体制的奠基者蔡元培（1868-1940）、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最具学术伦理意识的大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中国德文学科的开创者冯至（1905-1993）。他们虽然代际不一，但与德国学术的深度接触却并无二致；虽然思考路径有别，但关注情怀却不无相通之处。钩沉比较或许可展现出现代留德学人接受德国学术史观影响的某种自觉意识。 1910年，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时代撰《中国伦理学史》，开篇即谓：“学无涯也，而人之知有涯。积无量数之有涯者，以于彼无涯者相逐，而后此有涯者亦庶几与之为无涯，此即学术界不能不有学术史之原理也。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前已得而复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以益求精密。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故学术史甚重要。”然而不仅如此，他接着论述道：“一切现象，无不随时代而有迁流，有孳乳。而精神界之现象，迁流之速，孳乳之繁，尤不知若干倍蓰于自然界。而吾人所凭借以为知者，又不能有外于此迁流、孳乳之系统。故精神科学史尤重要。” 这一段论述意在提供背景，为撰作《中国伦理学史》提供理论依据。但这里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值得揭出，因为这涉及到蔡元培留德时代的德国学术资源汲取及其处理吸收与创造的基本策略。这两个概念是“学术史”与“精神科学”。如果我的推断不错，其学术史虽也有中国传统的学术史概念意义，但更多当与德文之学术史概念有关（Wissenschaftsgeschichte，亦可译为科学史）；这也是与下面他提出的第二个概念“精神科学史”（Geisteswissenschaftsgeschichte）密切相关的。在德文里，“精神科学”是一个特殊概念，由狄尔泰发明而来，乃特别强调“对于精神科学这个术语所包含的精神（Geist）的指涉只能不完全地表达这些科学的研究主题，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把人类精神的各种事实与人类本性的生理心理统一体区别开来。任何一种旨在描述和分析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的理论，都不能局限于这种人类精神而无视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这种总体性。”（[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 而蔡元培之所以经由学术史—精神科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的思路一步一步缩小范围，其初衷在于：“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这里揭出的，正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场域里的混沌状态。旧学之大厦忽忽将倾，新学之势力赫赫而来，但将倾者必竭力以维护其原有之地位，将显者也必然要历经磨难而达致“凤凰涅槃”之过程，所以这样一种博弈乃至“你死我活”的拼搏竟是在所难免。对于新时代之学人来说，如何把握其枢纽位置进而立于时代潮流之尖，至关重要。 蔡元培留德主要在两所大学，前者在柏林大学，乃19世纪以降世界学术场域之中心地；后者在莱比锡大学，则同样为德国历史上的学术重镇。柏林因其帝都地位，当然往往得风气之先，但更重要的，乃是其凭借19世纪初洪堡改革的东风，而一举标立了制度与理念的典范性。不过，蔡元培居留柏林不过一年，旋即转往莱比锡。兰普莱希特、冯特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都在莱比锡，这也为蔡氏在学术上重视文明史、心理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提供了知识域扩展的客观条件。在柏林，则其时包尔生设帐于此，其实无论是伦理学意识，还是教育学关注，蔡氏都得益于此君著作颇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