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产生“宏大理论”的时代已经一去难返了。如果仍然有许多人对这一断语将信将疑，那么，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当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已经步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以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出现了危机，新的范式和成熟的理论又一时难以成就。但要提出新的东西，首先需要对以往的研究有一个学理的反思和清晰的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提出了“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反思的问题或课题。 说起这个话题，我们自然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民间文学”。不同学者对它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界定。在我看来，这里的“民间文学”主要是在学科和学者话语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名称。因此，当我在拙书《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中指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诞生的学术体制现象时，主要指的就是作为学科和知识分子话语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而言的。与此同时，我把“现代性”之前或之外的民间文学现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民间”或民俗现象）“悬置”了起来，对它们的存在采取了不设定和“存而不论”的态度。这就意味着“现代性之前或之外难道就没有民间文学创作吗”或“中国民众中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不属于拙书讨论的问题范围。但在知识分子（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者）话语或学科之外的所谓“民间”或民众中是否有“现代性”？如果有，这种“现代性”是民众自发产生的还是知识分子或学者们为他们赋予的？或者民众的“现代性”与学者的“现代性”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两个，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这些问题当然也完全可以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话题之下来讨论。参加本栏目讨论的有些学者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之后的民间文学是什么？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自有现代性以来的民间文学是什么？或者处于现代性之中的民间文学是什么？二是现代性终结之后的民间文学应该或将会如何？换言之，我们怎样想像或设想超越现代性的民间文学？参加本专栏讨论的几位学者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有益的思考。 相比之下，“现代性”这个概念要复杂得多。它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概念，哲学上称之为第一次反思。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经过“反思”之后才出现的，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现代性”的问题。有反思就会有疑问，所以有人认为，我们还需要对“现代性”做第二次反思，也就是对它的提问方式再提出质疑。本栏目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展开讨论这个概念，但有必要表明，无论人们怎么界定它，“现代性”在哲学上主要指主体性或理性，一般被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和文化迈向一系列“现代”特征并与自己的过去产生“决裂”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历史的行程走到某个危机的关头或者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时，人们才会反身回看这段历史，并用“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它的特征。在本栏目中，金惠敏先生把现代性划分为“外向现代性”和“内向现代性”，就对我们理解现代性颇具启发。 当我们把思考的目光朝向外界的研究对象一心一意地仅仅关注我们之外的民间文学或民俗现象时，我们大概很难提出并意识到“现代性”与民间文学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在思想上往后退一步，假设自己能够暂时跳出历史来回顾作为现代学科而产生的民间文学研究时，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学科，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文化体制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民间文学话语及其主要的范畴、概念和研究的理念都是现代性意向的建构之物。所以，虽然从“现代性”视野看民间文学学科不是我们反思的惟一视角，更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问题包揽无遗，但我相信，这是通向学科自我理解之路的一个不错的“入口”。只是我必须马上补充说明，我们不可能真的跳出历史。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才说“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样一个话题是一个经过反思才能呈现的问题。因为严格地说，“反思”是思维在个体或个人的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反省思考，我们对其他人的思考不能形成一种回返性的“反思”。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提出“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样的反思性课题，所要反思的并非是处于我们自身之外的一个学科，而是要反思作为这个学科理念的化身和实现者的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民间文学这个学科和“现代性”有关系，那么，无论这些关系是什么，作为处身这个学科之内的学者，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不可能处在这些关系之外，而是必然处在这些关系之内，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的产物。因此，这个话题才把我们的反思引向了民间文学这个学科，引向了我们自己。当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反思的问题时，我要强调我们的反思不是站在学科之外，而是要站在学科之内。更要指出：在反思的意义上，学科的“我”和学者的“我”应该是同一个“我”，对学科的反思应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反思。因为虽然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的知识不可能离开我们的经验，但学科的知识并非仅仅由经验构成。作为该学科的研究者，“我”必须置身于学科传统之中，接受或选择学科自身（对“我”来说）先验的理论、范畴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先验的学科理论和范畴正是“现代性”赋予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的。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完全抛弃这些理论和范畴，或者要追求一种所谓“无前提”、“无偏见”和“纯客观”的研究，而是要对这些理论和范畴做出区分、反思甚至（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澄清它们的来源和出处。实际上，对“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验前提的揭示或还原。用哲学的术语说，我们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我”的层面上，而必须经过一个先验的“我”的批判、经验的“我”的研究才能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因为从根本上说，经验的“我”所提供的认识是偶然的、多变的，而且不同经验的“我”得出的认识，很难彼此说服，甚至根本不能相互驳难。更重要的是，经验的“我”不是反思的“我”，只有先验的“我”才能给自我提供这样一个超出经验的反思维度。一个学科的客观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经过先验的“我”的反思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纯粹经验的“我”的实证归纳的基础之上。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那种未经先验的反思和批判而匆匆建立起来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体系是“危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