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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性智慧”部分，维柯指出神话故事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维柯，1989：199）。在“寻找真正的荷马”中，维柯以阿喀琉斯（Achilles）、尤里赛斯（Ulysses）两位大神为对象进行了具体阐释。阿喀琉斯原是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角，希腊人把英雄所有的一切勇敢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产生的一切情感和习俗，例如暴躁、拘泥、繁文缛节、易恼怒、顽固而不轻饶他人、凭武力争夺一切权力这些特征都归到阿喀琉斯一人身上。尤里赛斯是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希腊人把来自英雄智慧的一切情感和习性，例如警惕性高、忍耐、好伪装、口是心非、诈骗、爱说漂亮话而不愿采取行动、引诱旁人自堕圈套、自欺等特性都归到尤里赛斯一人身上（维柯，1989：452）。这两种人物性格是全民族创造出来的，自然具有一致性，共同创造出来的神话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在维柯的观念中，共同意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维柯，1989：103－104），有关这些神祇的故事都是凭生动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些史诗具有了两种永恒的特性，一种是史诗具有崇高性和通俗性，另一种是这些由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性格成为光辉的典范，人们就是从这些典范性的英雄人物性格出发来理解一个民族的习俗。 维柯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强烈地抨击了以往的学者认为荷马史诗具有玄奥智慧的虚骄讹见。维柯特别强调，按照诗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既是高明的诗人又是高明的玄学家，因为玄学要把心智从各种感官方面抽开，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去，玄学飞向共相，而诗的功能却要深深地沉浸到殊相里去（维柯，1989：458）。后人以为荷马是希腊政治体制或者文化的创建人，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维柯将荷马还原到历史的真实世界中，推翻了这些加诸荷马身上的不切实际的赞誉（维柯，1989：477）。但是，维柯并没有否定荷马在人类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地位，他指出，在英雄时代的所有崇高的诗人之中，无论就价值还是时间来看，荷马都是首屈一指的诗人（维柯，1989：187）。 维柯的意义 维柯的《新科学》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柏林所说，维柯在他的时代开启了比较神话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以及人类古代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在黑格尔、马克思、康德、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体系中得以延续。他以经验的方式洞察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繁复历史经验下的秩序与意义，维柯认为我们与早期人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一看法使得任何试图解释遥远社会的人们都必须具有强有力的——但是并非不可能的——想象力的跨越（Isaiah Berlin，1976：56）。通过探讨原始人类社会的心智特征及其历史记忆，维柯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比较语言学的概念、人类学的历史主义和能够建立一门关于精神之历史发展的精神科学的观点，以及他认识到，各种观念是进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有些知识不是一个外在的和普遍的明确真理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可以根据符号的演变追溯这一过程（伯林，2002：136）。 具体到民俗学领域，维柯的《新科学》究竟具有怎样的学术史意义？首先，维柯探寻历史规律所运用的历史材料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实践者，奠定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他强调，历史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启蒙思想家已经或者正在拒绝的大众（popular）传统（Giuseppe Cocchiara，1981：110）。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寓言、谚语、轶事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他并不将它们视为人类精神的谬误（Giuseppe Cocchiara，1981：106）。从象形文字、古朴的歌谣、神话与传说、舞蹈与律法以及烦琐的宗教仪式——这些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看来仅仅是野蛮往昔的无用残留，或者是一堆蒙昧主义的骗术——中，维柯发现了其中蕴涵的特定观点，从中追溯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历史（伯林，2002：12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伯林将维柯的新科学看做是一种反启蒙的历史科学，而且认为维柯在反对启蒙的运动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伯林，2002：4）。在一个思想家致力于启蒙的时代，维柯独自认识到，历史的困难在于要在人类想象的最无理性之处揭示其中暗含的理性。在一定程度内，这些想象事实上充当了社会与文化制度结构的基础，人们又正是能够凭借着这种社会与文化制度的结构与自然本身同一或对立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海登·怀特，2004：69）。“随着启蒙运动强调自我反思的理性，它带来了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成就——传统的断裂以及历史思考的出现。正如Nikolaus Wegman所说的，‘启蒙的过程使传统疏离。将现在与连续分离，传统只是成为过去’。传统因此变成了历史知识，不再需要社会的确证”（Regina Bendix，1997：28）。维柯的《新科学》描绘的历史与启蒙思想家描绘的历史不同，他试图描绘的是各民族在时间上经历过的永恒的历史，完全不同于启蒙思想家的断裂历史，这一历史描绘所依凭的证据是“它过去有过，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凭证（维柯，1989：164）。这一历史描绘的原则也成为民俗学区别于历史学、人类学的主要标志。民俗学正是一门研究传承文化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起源于过去，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生活，并将延续到未来。 其次，如何理解时空距离遥远的历史或者文化？维柯一再强调在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没有一种统一科学的普遍性方法可以无所不包地研究人的世界，因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文化的发展也并不是以直线进化的方式呈现，对于与自己时代相距遥远的历史与文化，维柯不得不从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维柯，1989：159）。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解阐释，具体实践了他的独特方法。尽管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批评维柯诗意地将哲学和科学、历史学混为一体（海登·怀特，2004：572），但维柯的历史主义无疑开拓了理解古代历史、古代文化的新视野，他采用“内部的”、共鸣的视野，以想象、理解、直觉、同情、移情等等方式理解远古历史。按照伯林的说法，维柯是希望用一种康德式的先验方法运用于人类积累起来的古代遗产，他希望理解，神话等古代文化中呈现的特定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伯林，2002：123）。他的这一理解方式，揭示了一种以往未被明确区分出的知识，它后来成长为一棵德国历史主义的参天大树，其中包括理解、同情的洞察力、直觉的同情、历史的移情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我的“内在”状态或者利用同情的眼光看待别人这种状态而“直接得到”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可能需要水平极高的想象力（伯林，2002：139，140－141）。只有努力进入这些不同的精神类型，才有可能理解与自己的时代相距遥远的历史和文化，换言之，只有通过想象再现过去，才能进入与自己相异的精神类型。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