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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乡与乡土性：两个理论对话 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实践中，乡土性正经历着深刻的流变，不断地走向消解与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包含着两个理论对话。 (一)与“原生态”乡土性的对话 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乡土性正由静止型的原生态走向流变中的乡土性，理论对话的目标是费孝通教授的原生态乡土性。费孝通教授以其杰出的才华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传统乡土中国进行了经典论述，此时的中国农村，变迁缓慢，农民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农民以种田为生，双腿插入士中，土的凝固与乡的封闭，共同促成了原生态的乡土性。这个时期的乡土社会，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特点：(1)农民是靠“土”吃饭，土是农民的命根子；(2)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土地上种植的东西主要用以满足家庭的需要，不以市场为导向；(3)土地是不可以移动的，黏附在土地上的农民也就不会流动，从而使得“乡”的界限明显，也就是家庭与村落，村落几乎就是农民的整个世界。 时光转移到今日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不合理制度正在被不断废除和得以改革，城乡改革的目标是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市场机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乡土社会正在经历快速而深刻的社会转型。(1)村庄里的村民，尤其是五十岁以下的还谈不上“老了”的村民，已经绝大部分在外务工，打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农民不再是靠“土”吃饭。村民不仅离开了“土”，也离开了“乡”；(2)一小部分留在农村的村民，也主要不是在“土”上耕耘，而是从事各种副业，如乡村建筑包工队、跑运输、开商店、跑生意买卖等等，这些副业已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3)极少数既留在农村，又从事农业的人，也已经不是费孝通教授当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种植棉花、油菜等。费孝通教授笔下当年的“乡”与“土”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决定了乡土性的外延在不断地流变。如差序格局中渗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血缘、地缘的初级关系出现淡化，法治理念在农村社会不断加强，老人权威正在衰落等等。乡土性由“静止型的原生态”正走向动态型的流变过程，乡土性的流变正是农村社会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与“传统—现代”分析视角的对话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和市场体制发育程度下，村民在外出务工的历程中，同土与乡的关系在发生深刻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纠缠式的转变。 以“土”同村民的关系来说，直接收益、间接收益和彻底脱离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划分，真正的生活实践中，很难完全对应这三个层面中的某一个。在村民没有打工之前，土提供的是直接收益，村民外出打工后，土由直接收益更多地变为间接收益，也有极少数的村民可以彻底脱离，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单向式的，这中间涉及村民的年龄，村民在五六十岁之前外出打工，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在这个阶段土变成了间接收益，或者说以间接收益为主，直接收益为辅。但当村民五六十岁以后，因为年龄的原因，在城市社会已经无法找到工作，再退回到农村，他们往往是一边替子女们照看小孩，一边继续耕种庄稼，在这个年龄段上，土又变成了直接收益，或者说以直接收益为主，间接收益为辅。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土对村民的收益会因为村民的务工情况不同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是一个迂回曲折的反复过程，真正能够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脱离土地的务工村民，毕竟是很少数的。 再以“乡”同村民的关系来说，经济层面、行政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村民没有外出务工之前，在稳定的乡土社会中，经济层面、行政层面和社会层面这三者是高度合一的。村民外出务工后，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乡的经济层面，靠在城市打工来获得收入，对于少数特别优秀的村民，在经济层面上可以做到完全脱离乡的范围，但是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可以大部分脱离，但是等到五六十岁以后无法在城市打工时，回到农村老家了，在经济层面上又回到了乡的范围。从现有的务工情况来看，只有极少数的村民把户口迁出了农村，大部分村民都是只外出打工，不迁移户口，因而从行政层面上来看，大部分村民没有脱离乡的范围。由于户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分配资源、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标准，对于外出务工村民来说，虽然其常年实际上不居住在农村，是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是其权利的享受和义务的履行仍然是依照农村老家的标准执行。村民外出务工的实践中，乡的行政层面上经常是处于“名”与“实”的分离之中；村民外出务工，往往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超出家庭范围的有组织、有目标的务工方式，现在还基本没有出现。这种原子化的务工方式，就决定了对于每一个打工者个体而言，只是他自己来到了城市，其他方面如家庭成员、住房、土地、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等等，统统都留在了家乡，并不会因为他的外出务工而把这些社会关系也同时带到城市。也就是说，村民脱离乡的经济层面甚至行政层面，都要相对容易些，但是要脱离乡的社会层面，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即使是那些打工非常成功的村民，他们已经完全靠在城市社会获得收入，并且户口也已经迁往城市，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层面上仍然没有脱离乡的范围。在农村老家，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和原来的邻居，还有他们已经去世的祖先，因而他们会在一年中的某些特殊时候，如清明节、春节等，回农村老家走一趟，住几天。当他们在城市事业发展得飞黄腾达的时候，心里想着的很可能是怎样把农村老家重要的人接过去，“提携”一把，而当他们在城市社会遇到困难时，农村老家的社会关系仍然是最值得依赖的帮助力量。笔者认为，从农村迁移出去的少数优秀外出打工者，即使在经济层面和行政层面已经脱离了乡的范围，但在社会层面上的真正、彻底脱离，可能需要两三代人以上的时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决定了乡土性的外延在不断地经历流变，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的、迂回的、胶着的，会因为客观情况的不同，如村民的年龄、在城市务工是否顺利等，而显现出不同的关系。从现实的外出务工情况来看，村民同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单向地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从间接收益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地、单向地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从行政层面脱离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现代”模式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消解与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如最核心的血缘关系(亲兄弟关系)在各种经济合作中得以加强，正式关系的非正式化运作，法治之外的各种本地潜规则盛行，家族、宗族祠堂在不断重建等。消解与重构在根据现实需要而并行不悖的同时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