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人类现有知识形成的讨论涉及科学史、学术史、知识史。科学史的研究又分别与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有密切关联，其中尤以库恩提出的以“范式”为核心的科学革命思想（《科学革命的结构》）、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发轫的科学社会学方法最有代表性。 中西比较视角下知识史的发掘 20世纪以来现象学和阐释学的发展，对知识史的讨论影响深远。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虽然讨论的侧重各不相同，但都涉及语言理解与知识的真理性。在此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在阐述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起源、社会管理知识的权力性起源的基础上，通过权力与话语这一对概念，对近代知识作为整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近代社会如何成为可能进行了系统的原创性阐发。不过他讨论的对象是西方近代知识体系。 而萨义德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则开启了对各种知识形态的存在合理性的肯定，及其可能性价值的讨论。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结集出版则使该问题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提供了新的讨论视角。 这样的知识潮流，使原本专注于发掘、构筑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也开始注意从知识整体的角度重新认识单一学科得以成立的知识进程，讨论不同知识形态存在的可能性问题等。其中如何看待作为整体的中、西知识，再次成为学术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科学史（包括科学哲学）和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其基本特点是大都以学科史的专题研究为基础，较多关注发现或发明了什么，而对古代知识自身的概念、认识方法、知识形态以及是否形成自足的知识体系等问题则深入不够。另一方面，以传统儒学及其周围知识为核心的文史研究，则因对象自身的人文、伦理与政治特征，使相关研究多关注古代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与社会生活。因此，当我们面对“李约瑟问题”时，面对“中医”、“气功”的真伪命题时，虽然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解释资源，却往往走向非理性的两极：崇之如神的庸俗化与斥之如垃圾的污名化。从而，数千年来以依靠经验为主（其实中医、武术、术数等有明确的“理论”依托乃至“自觉”）积累形成的传统知识体系，不仅失去合法性地位，失去作为知识自身应该享有的尊重，也自然失去“古为今用”的合法性途径。 跨学科探索中国古代知识体系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展开了本土学术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反思。这种反思落到科学史或学术史领域，其表现之一就是再次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做全面深入的讨论。 如何讨论中国古代知识？就目前来说，一类是在原来科学性的基础上，引入艺术或人文视野，强调科学知识的不同类型、地方性特征，例如J. B. Harley和David Woodward主持的《地图学史》项目；另一类侧重于结合人类学等学科，来讨论某类特殊知识或与知识有关的行为事件，作为阐述社会和历史的切入口，例如陈进国对明清风水的讨论。大体上，这类研究侧重于文化事象，或者说知识的社会意义，而对知识自身的历史则较少自觉。这在有关民俗、信仰、宗教、仪式等方面的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还有一类，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研究。这一类除了传统的文本考证外，也出现了相当经典的以知识为对象的成果，如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述，余英时对戴震、章学诚和朱熹的阐述，都将知识作为切入社会政治的一种重要路径。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知识自身似乎并不是核心，对于知识在不同时代的构成方式、生产方式，尤其是各分支的情况，知识积累、传承、具体的技艺操作过程等，还没有成为关注对象。比如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地图，它们是谁绘制的？绘制的技术是什么？制图工具是哪些？有专业的绘图群体吗？他们的技术如何传承？这些技术能够称为知识吗？它们内在的联系如何？ 要较好地回答此类问题，首先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厘清中国古代知识的结构与基本体系，其基础是“复原古代知识的原貌”。如何对古代知识做这种“复原”？在地理学领域，唐晓峰从多个侧面做了阐述。他提出应当“注重古代地理学的原本体系”，不应用今天的地理学框架去格式古代地理学，而应当推寻古代社会“有专人、专书、师者讲授，学者研习，前后传承之，一脉贯通”的地理学。他对上古地理思想的阐述，是一个全新的样本。 我们认为厘清中国古代知识的结构与基本体系，应不同于“格式化”的科学内史或外史，也与传统学术史注重义理、词章不同，与后现代思潮中以话语、权力为核心的知识考古研究也有所区别，而是吸收上述研究的某些部分，试图探索用“古人自己的话语来重构他们自己的知识及其过程”，做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