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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2005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5)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作者提供 施爱东 参加讨论

    五.歌谣研究
    1918年始,北大《歌谣》研究会对于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主力部队似乎逐渐撤出了歌谣领域,不仅学术主流不再关注民间歌谣,而且长时间罕见高质量的歌谣学论文。
    2005年,最值得一书的无疑是郑土有的《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218],该书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吴语山歌是一种几近消逝的民俗传统,作者主要只能根据现已发掘的30多首中长篇叙事山歌进行文本分析,并透过吴语地区在世山歌老人的追忆来解读现存的文本。作者的研究认为,吴语叙事山歌是吴语地区山歌演唱传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短山歌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俗传统。长期以来形成的丰富的、各个层次的程式性结构和套语,为歌手编创长篇叙事山歌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山歌演唱是旧时吴语地区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时刻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是人们最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同时也是他们思想情感的集中体现。吴语叙事山歌是优秀歌手运用“调山歌”的手法编创而成的,它从来没有固定的文本,一次演唱过程结束就标志着一次编创行为的完成。由于一次连贯演唱的机会较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一套一套分时段演唱,每套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连牢唱”,这种演唱习惯形成了其结构松散、弹性大、生长点多的特点。吴语叙事山歌是一种具有吴语文化特色的自成体系的活态的口头叙事诗。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219]是一本关于花儿史及花儿研究史的专著,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自明清以来花儿艺术的发展,评述了花儿届的人物、出版物,以及相关的问题和理论争鸣。
    利用现代歌谣理论和文化理论解读古代歌谣是自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923年)以来所形成的坚实的学术传统。执着于这一研究思路的,代有人在。林玮生《解读古歌文本的潜“文本”》[220]认为,原始的古歌文本犹如一首首脱离曲、舞的“歌词”,只有在观念上将之与乐、舞匹配,才能通达古歌文本的本质。这是解读古歌文本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透视民间歌谣文本的一个参考角度。刘尊明《敦煌边塞词:唐五代的西部歌谣》[221]再现了唐五代边塞战争和边塞风情的历史画卷。其它有如李传军《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222],《“东方”时空观中的生育主题——兼议<诗经>东门情歌》[223],涂庆红《<诗经>中的婚期浅探》[224],陆琼《论敦煌曲子词的民间性与通俗性》[225],倪万军《略论<子夜四时歌>中的情爱与性爱》[226],熊祖鹏《<弹歌>研究综论》[227],董雪静《<诗经>东门恋歌与周代礼俗》[228],张学敏《竹枝词四论》[229],陈才训《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230],何毛堂《壮族古代人文精神的文化丰碑——评介<平果嘹歌·长歌集>》[231]等。
    民歌传播与传承的研究。王燕星《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民歌的现状和发展》[232],白翎《广西黑衣壮民歌的传承与发展》[233],王桂芹《<沂蒙山小调>是民歌双向传播交流的结晶》[234]。
    歌谣与其它文化现象关系的研究。蔡华明《试论萨满教对满族民歌之影响——满语萨满神歌的音乐风格》[235],盛辉《鲁南民歌风格的文化成因》[236],查子明《民歌演唱趋同现象原因之探讨——以酒歌为例》[237]。
    对歌谣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的文化学分析。刘登翰《追索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关于“过番歌”的研究》[238],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239],廖肇羽《库车民歌的文化学阐释——兼论龟兹歌舞与多浪歌舞的差异互补》[240],李英善《从朝鲜族歌谣看中国与朝鲜半岛久远的文化底蕴》[241],丁世忠《重庆土家族民歌的狂欢化特征》[242],赵亚宏《试析长白山抗战歌谣主题意蕴的丰富性》[243]。
    歌谣的区域特点研究。钞艺娟《豫西南民歌地方色彩形成的客观背景》[244],孟修祥《荆楚歌谣的地域文化特色略论》[245],刘永福《略述蒙古族“长调”民歌的艺术特色》[246],魏峰、乔春霞《中国民歌的区域特色》[247]。陈宇京在《鄂西土家族“杂号子”同调式山歌》[248]中指出,土家族人民在自己的山歌演唱过程之中,自然生成了许多犹如器乐牌子曲一样的即兴演唱套路,并因此产生了因为各种山歌曲牌连缀导致的曲牌“交杂”现象。
    在地方性歌谣的研究中,对于西北民歌“花儿”的研究是最丰富的。2005年的花儿研究计有陈慧雯《“花儿”成因再探——有关“花儿”和民间音乐普遍效应的思考》[249],苏娟《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浅议西北民歌“花儿”》[250],阿进录《论“花儿”的基本主题与特色》[251]等。
    对于民间歌手的研究。张君仁《论民间歌手(下)》[252],臧艺兵《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论视角与方法》[253]。
    民间谚语、隐语的研究。陶汇章《谚语文论》[254]是一本辑录了作者多年来关于谚语研究心得的论文集。作者不仅对于“谚学”理论多有见获,而且对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渊源进行了考证分析,叙述得饶有趣味。谚语、隐语研究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有向军《湘西民间谚语与传统社会心态》[255],李丽芳《谚语格言中的儒家思想精髓》[256],郭艳《从民谚看传统婚恋观》[257],沈超英《英语谚语辞典中的中国谚语》[258],冯庆堂《简论民间谚语的局限性及现代走向》[259],文红《以译者为主体的<红楼梦>民间谚语翻译评析》[260],王素平《隐语的辨析与语用》[261]等。
    关于民间歌谣的保护与开发。李莉、兰晓原《试论侗族大歌在侗族文化旅游市场营销中的作用》[262],周立《由泷水山歌看乡村文化建设》[263],朱智忠《原生态民歌在电视节目中的走势》[264],任丽君《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265],徐丙奇《淮海地区民间小调兴衰演变与对策》[266],李正勇《谫论壮族歌圩的现代价值》[267],陈前《如何发展广东民歌之浅见》[268]。袁越在《美国民歌为什么长盛不衰》[269]中介绍了美国民歌的保护经验,认为主要是政府的倡导和商业化的保证:商业利益使大量民歌得以发掘和推广,政府的支持则促成了对许多暂时无法商业化的民歌种类的保护和研究,这又为民歌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某些急功近利的商人对民歌的破坏性开发。
    其它介绍性的歌谣学论文还有:张星《畲族民间歌曲》[270],宁方华《小黄寨的小歌与婚俗》[271],常留柱《藏族民歌及其演唱技巧》[272],余海章. 戴承元《拂去尘垢赏明珠——对紫阳民歌中情歌的分析》[273],张园媛《山东兖州马桥村打夯号子现状调查》[274],王宇扬、伍润华《江西兴国山歌的歌唱艺术初探》[275],张连生《力的放歌——浅谈民和三川地区的劳动号子》[276],葛巧玉《民谣·民意·勤政》[277],刘祥《实用音乐与都市民谣》[278],余虹《俄罗斯民间歌曲的发展及演唱风格》[279],杨振明《哈萨克习俗歌——奥加尔品赏》[280],陈以持《爱情催生英雄——谈英国民谣的主题及作品译介》[281]。
    关于歌谣学学术史的研究论文较少,2005年仅检到一篇,靳能法《论新文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模糊态度》[28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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