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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学田野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当今的人类学在延续着异文化研究传统的同时，也掀起了本土研究的浪潮。对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进行反思，分别找出二者的优点和弊端，成为当代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新趋势。就从事本土研究为主的中国学者而言，怎样在本土文化和异文化中寻找契合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本土研究；本土文化；异文化；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8）04－0011－04 随着本土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对异文化的观念似乎也在改变，即过去将异文化理解为遥远的异邦或异国民族文化，而现在一些学者倾向于在本土或本国寻求“异文化”。关于本土研究，人类学界已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本土中的异文化问题，即“本土文化”与“本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关联性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试图就地方性知识与研究者的关系、调查者的角色等几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人类学／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传统 人类学／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现代人类学发端时期的人类学家里弗斯、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里查德、塞利格曼等无不到遥远的异邦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里弗斯于1901－1902年对印度南部托达人调查，1908年到西所罗门诸岛调查，1914年又到美拉尼西亚调查；塞利格曼于1904年到美拉尼西亚调查，1907－1908年又偕同妻子对维达人进行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06－1908年，赴印度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又于1910－1912年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中调查，此后，他曾到南非、美拉尼西亚群岛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过多次田野工作；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26年至1930年期间，对赞德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大概20个月。 后人在这些学者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典范式。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应该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土著社区中生活和观察，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并撰写民族志。人类学倾向于把这样的调查视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发生了转变，西方人类学家不能再自由出入那些“原始部落”或原来的殖民地国家，而且以往被视为调查重点对象的“原始文化”也发生了变迁。 在中国（包括港台学者在内），真正走向异邦研究异文化的学者屈指可数。李安宅于1935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印第安部落祖尼人中作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两年后于《美国人类学刊》发表了该次调查结果；乔健先生于1965年在印第安的一个部落拿瓦侯（Navajo）中作了近10个月的民族志调查，写成博士论文；李亦园先生则于1962、1963、1966年赴东南亚进行有关华侨的田野调查。近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开始赴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1］ 尽管人类学研究仍保持着异文化调查的传统，但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将视线转移到本土，或者在本土开辟自己的第二田野点。就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进行的是本土田野调查。本土田野调查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基石。中国的人类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在致力于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他们不仅因为本土研究的成果奠定了其在中国人类学的地位，也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事实上，他们虽然进行的是本土文化研究，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在研究的某个阶段，却不是进行本民族的文化研究。如费孝通对瑶族的研究；凌纯生对赫哲族、湘西苗族、台湾高山族的研究；田汝康对云南芒市傣族的研究。许烺光虽然研究的是汉族，但他本人是东北辽宁的汉族，却在西南地区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进行研究，两地相距几千公里，其相异性是相当大的。这种相异性正体现了异文化的视野，它使中国文化的本土研究成为可能。异文化不等于异邦的文化，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无疑可看作是异文化。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都一律称为本土研究。［2］事实上，西方学者所谓异文化研究似乎有等同于异邦文化之嫌。不过西方学者对异文化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通过“异文化”的研究以反观“本文化”。在中国，很多学者研究的目的也不是要反观本文化，而是要突显本土文化，挖掘“地方性知识”。尽管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在本土文化的研究中没有强烈的“文化震撼”，但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能克服空间距离过大而带来的经费资助短缺等问题。 从研究者和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来说，尽管许多人类学者研究本文化，但他往往是离乡多年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已与当地文化疏离了。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了解当地生活的表面的知识，但却难以通观当地的特殊性知识。他可能对当地文化有一种认同感，可能因为站在主位的角度而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二、人类学／民族学本土研究中的异文化 自本土人类学（Native Anthropology）产生以来，学者们对本土人类学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方法都进行了许多思考。对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及所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进行了讨论，召开过相关的学术会议，并有很多国内学者投身于人类学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田野实践。 “本土文化”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李亦园曾经指出，国内存在异文化。同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本土文化也存在“异文化”。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有的是研究本地（研究者家乡）的文化，有的则研究国内其他民族的文化。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等被视为本土文化的学者，但他们只是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而不是“本文化”（my culture）的研究。同时，在本土文化研究中，还存在着本民族文化与本社区文化的区别；在本社区文化中，还存在特殊性文化与一般性文化的区别。一个田野调查者，即使他曾是某个社区中的一员，在长期离乡后，他将以一种新的角色进入社区的文化，可能他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相当熟悉，但他现在必须以研究者的身份接触当地的文化。 本土研究者角色的双重性及其角色的变换恰恰使我们能够触及问题的关键。作为本地人他能对本地人的生活作深入理解，而避免流于表面观察而产生文化的误解。但应该明确，即便研究本土文化，作为研究者的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也是不一样的。当人类学家进入某个田野点的时候，他不是带着自己的本土文化背景，而是带着某种学术背景去的，因此，即使研究者不能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他的研究者身份无论如何都不能使自己成为被研究文化的成员。费孝通、杨懋春等都研究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懂得当地的知识，他们只是在文化距离上与被研究者靠近一些。他们是带着他者的眼光开始进行田野调查的。应该看到的是，本土研究的成果往往也只是研究者的一己之见。无论怎样参与观察，都不完全站在主位的角度来看待当地文化。无论研究者怎样企图与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也都不能完全达到所谓的“客观性”。 从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大都具有“双重经验”。即既有海外研究的经验，又重在国内的研究；或者一些学者进行海外研究，更多的学者则进行国内的民族志研究；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海外学习了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本土进行田野实践。对中国人类学者来说，异文化研究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训练，但本土研究才是他们的最后学术旨归。李亦园认为，一定要先研究异族，从异族的研究中得到民族学的基本训练，发现其中的方法，学到怎样发现特别文化的本事，再回过来研究本民族。这是“最合宜的步骤”。本土学者进入其本土研究和田野实践，他所具有的诸多优势立即凸显：熟悉研究对象，甚至是其中一员；熟悉当地的各种背景知识，没有语言障碍；可以直接进入实质性的田野工作；调查时间可以比人类学经典调查期限（一年）更长，或许在他进行田野工作之前，已经有了相关经验和知识，等等。这恰恰是异文化学者所没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