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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进行的本土化研究，但中国人类学的奠基者和许多后继者们都有着海外学习的背景，如林耀华、费孝通、吴泽霖、凌纯声、林惠祥、杨成志、李安宅等及王铭铭、阎云翔、杜杉杉、谭乐山及港台的人类学者李亦园、乔健等，有的中国人类学者还长期在海外进行着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所调查和研究的大多是本土文化，用外语写作和发表博士论文或其他学术论文，进行着人类学的国际对话。他们用双重的眼光看待本土的文化，用异文化的眼光和异文化的手段来研究本文化。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调查研究、林耀华对福建义序及黄村的研究、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等等，尽管都是本地的研究，但不是用“本文化研究”就能概括得了的。台湾的民族学家也类似，他们大多是先研究异文化（研究台湾原住民或国外民族，包括华侨），从中得到一些研究经验，再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如李亦园最先研究排湾族，其后也研究阿美族、雅美族，最后研究汉族。他研究汉族也是先去马来亚研究华侨，再回来研究台湾的汉族。乔健先研究台湾的卑南族，然后到美国研究Navajo族，最后回来研究汉族文化。 本土研究者“力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中发掘文化差异”［3］，并在本土文化的研究中发挥着自己的优势，这正好弥补异文化研究所固有的缺陷，并为异文化学者与本土学者之间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取向。 三、本土田野调查的视野变换 关于人类学本土田野调查，学界似乎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调查的范式，相关理论研究还缺乏普适性和操作性。本土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传统的异文化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异，已成为人类学界的热点话题。如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异”与“同”的程度多深，本土调查需要多长时间合适，是否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本土田野研究中的研究者角色、研究对象、研究地点、研究的时间期限等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讨论。 本土人类学家，特别是出生于当地的人类学家，长期的当地生活经历，使他们能深入地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制度和宗教等。而许多有着异文化研究经验的本土人类学家，虽然要用相当的时间来了解当地文化，但他们在本土上能较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方式也可以更为灵活。当然，本土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调查者被认为存在“出不来”的问题，原因被归结为，调查者对本土文化熟悉，其思考和描述带有一定偏见，等等。而克服这些问题，文化视野的变换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土化的研究也必然带来研究者在本文化中到底占据什么角色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之前，是否已全部掌握了当地的文化，他们是否是当地文化的持有者，作为一度远离了自己的母文化的研究者，他们与本土文化是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距离等等。很多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外显的，而是隐藏的，研究者需要长期调查研究才能把握，如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地方组织。本土研究者并不能全部掌握地方性知识，而且他们大多只了解地方中外显的或普通的知识，而不了解那些特殊的或专门化的知识。现在许多研究者常常是带着某些问题，甚至在某个科研项目的资助下进入本土田野的。“文化震撼”可能只是短暂的心理感受，当熟悉并长时间在当地人中生活，就会觉得当地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很平常的。有学者认为，本文化研究缺乏敏感性，存在盲点，应该说，对异文化研究，盲点更多。无论异文化或本文化研究，虽然强调整体研究，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生活于其间的人更多是只具有感性的知识，而研究者是个理性的人，他要用感性的东西（文本）体现理性。 本土研究的出现，还引发了人们对马凌诺夫斯基所创立的经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马凌诺夫斯基是方法可归纳为：与调查对象一同生活一年以上时间；学会并运用当地的语言；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民族志，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一调查方法所存在的局限，即这种方法更适合前工业社会的小民族或小型社会的调查，但是，一年时间只是一个生产生活周期，但也并不足以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制度和宗教、世界观。［4］事实上，一年以上的调查时间和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许多人类学家并没有做到。特别是由于本土研究方法的出现，一年以上田野调查时间的金科玉律不再为人们所坚持，调查时间的长短更为灵活。在语言方面，很多学者强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学习当地语言”，通过学习语言来理解当地文化。在英国人类学家巴利看来，半年内就掌握一种新语言的说法简直就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将身经百战的人类学者勾勒为独行侠，进入一个聚落，打理好住处后，便在几个月内‘自然学会’当地语言”。埃文斯－普理查德则认为“流利地说一种语言与理解它是非常不同的。”［5］现在田野调查很多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研究少数民族时，本土调查虽然也有学习语言的必要，但这已不是首要的条件，因为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会讲汉语，沟通上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要花多长时间学习当地语言的说法，并不是人类学田野必须遵守的不变准则。 由于各自在方法上的优势与局限，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之间可以互补，因此异文化的研究者与本土文化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并进行广泛对话和交流，在各种视野各种维度的变换［6］中实现文化的理解。合作也可以在有着文化背景差异的本土学者之间进行，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也要强调当地本民族学者与异地或异民族学者之间的合作。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异文化研究的标准来评判本土研究，也不能固守于本土研究而排斥异文化研究。其实在中国，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的合作与交叉早就进行了。 尽管本土化的研究常被怀疑与责难，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却不庸忽视，本土研究的学者队伍越来越壮大。人类学的发展进程表明，不可能每位人类学家都要研究异族和异域的文化，我们可以在采取异文化的方式进行本土研究，并在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的互补中，在文化视野的变换中实现文化的理解。 参考文献： ［1］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2006，（2）． ［2］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J］．2002，（3）． ［3］George Marcus & Michael 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1986，p．133． ［4］马翀炜，张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J］．思想战线．2005，（3）． ［5］转见陈庆德等．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蒙爱军．维度之维度——参照系的意义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3）．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4期，第11～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