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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同仁性组织, 还在于通过民俗学者, 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努力, 使中国民俗学开始变得成熟和具有现代性, 对后来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钟敬文 民俗学 杭州 中国民俗学会 在2001年11月23日下午,“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有一项专门的内容,就是钟敬文先生与代表们见面。钟先生自从身体不适以来,已经有三个多月。那天,钟先生气色极佳,并精神非常激昂地对前去北京友好医院看望他的外地代表说“ 今天是我住院天来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从事民俗学工作八十年来最高兴的日子。”他解释最高兴的原因是“ 现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有许多硕士、博士,还有了许多教授,而当时我在杭州时只有娄子匡等三几人。”这种对比的话语,不仅从内心深处道出了与中国民俗学运动一直相伴随的百岁老人深切感慨,也蕴含着对历史上初起时民俗学发展艰难的记忆和自己对于这一过程中所作出贡献的深深自慰。确实,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有的学者称它为民俗学的衰微时期,这一时期就是至年,而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钟敬文先生基本上生活在浙江的杭州,并且在从事着民俗学运动。 历史有时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似乎停息了,另一方面却同时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随时会掀起巨浪的暗潮。这是一种筛选,一种调整,其中的某些精英会通过适时的思考和坚韧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一项不朽和伟大的事业。在民俗学运动和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钟敬文先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民俗学事业的大师。正如赵世瑜所说的“ 人们几乎都公认,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钟敬文是极少数以民俗学研究为毕生职业的人之一,当他自年正式开始走上这条漫长的民俗学研究之路始,就一直不间断地跋涉,一直到今天还未曾停步。”这应该是公允的评价。 众所周知,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和大批有为学者南下广州以及1928年3月21日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创刊,一时之间,中山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心。然而,《民俗》周刊在刊行110期之后,于1930年4月30日停刊,使民俗学运动在失去刊物支持后,显得萧条。因此,杨堃先生称1930年后到1935年为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而且,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中,对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转型中所具有的应有历史地位,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评价。虽然钟敬文先生在其《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讲话中,曾解释杨先生的提法受到《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 这里有一个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的人更寂寥” 影响,原因是中山大学民俗学的活动暂时停止了。在这里,钟先生是用客气的语调,对杨先生的提法进行委婉的批评。究其原因,乃是后来者没有对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所做的工作予以深刻的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去考察其工作业绩对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钟敬文先生是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组织、编辑、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1928年暑期,由于刊物编辑方面的问题,钟敬文先生被迫离开广州中山大学,于1928年秋到达杭州,一直到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当中除了1934年4月一1936年7月赴日留学）,在杭州开始了九年实际上只住约七年不到的生涯。 这一时期的早期,一方面广州民俗学工作继续蓬勃地展开,另一方面,钟敬文先生被初到杭州时那美丽的西湖所吸引,重新引发了散文的创造欲望,先后出版了《西湖漫拾》（北新书局, 1928年）、《湖上散记》（明日书局, 1930年）、《柳花集》（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海滨的二月》（北新书局, 1929年）等散文和文艺评论集。阿英将钟先生的散文列为《现代十六家小品》之一,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收有不少钟先生的作品。钟先生自己也说若沿着写作的道路走下去,将成为一位中上（自谦的说法）的作家,但是钟敬文先生没有放弃自己从20年代初即已开始的民间文艺工作,“ 于1929年春夏间”又与同好们聚会,筹建了中国民俗学会,并1930于年夏,和娄子匡、江绍原等一起正式将学会成立。这是继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民俗学事业而建立的同仁组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