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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各省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其中对于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普查采风，不仅进行了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许多乡镇出版了油印“三套集成”，县级单位出版了铅印本“三套集成”，地市级以上单位则公开编辑出版了“三套集成”。光浙江省的情况来看，民间文学各种文本被搜集起来的不算，铅印或正式出版的“三套集成”字数在2亿以上。成绩斐然，蔚为壮观。 在“三套集成”的采风、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不仅出了成绩，而且培养了大批热爱或有志于民间文学工作的文化工作者，一时间，民间文学这种被披上政治色彩的艺术样式，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相伴生的是大量民间文学出版物摆上了各类书店的柜台，有故事书、故事刊物、有通俗读物、有各种民间文学选本，一些刊物的发行量创出了“天量”。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县卷本“三套集成”工作的接近尾声，在最重要的县卷本 “三套集成”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员，随之也结束了轰轰烈烈带有政治任务色彩的工作，民间文学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曾无数次听到热爱民间文学事业者的感叹和抱怨，他们比一些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从事民间文学工作或领导的人，更早地感受到逝去的辉煌，失落的光荣深深地伴随着他们。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后三套集成时代：一个在外来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网上文学和蓬勃向上的经济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性，迷失了方向的文学母亲。 如果说，后三套集成时代更早地由在基层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工作者首先感受到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是从政治或政府工作方面去认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与否，冷暖感觉是直接而切身的。而我们在科研机构或大学中从事民间文学的工作者，之所以感觉比较迟钝，那是因为他们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不仅表现为政治化，而且还搀杂着大量学术的、兴趣爱好的，甚至从内心深处构建一种虚假繁荣以掩饰逐渐失去的光荣的需要。还有，那就是三套集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间文学即将失去的光荣，一些亲手参与三套集成工作并在民间文学界起着领导作用的人，更不愿承认失去的光荣这样的事实。不过我们也应该平心而论地承认，民间文学研究确实在80年代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诚如刘锡诚先生所简单叙述的，包括民间文学若干分支学科，主要的是下面几个方面： 1、神话学研究方面。“神话学从单纯的文艺社会学的阐释，发展为多学科的参与，触及到了世界神话学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在古典神话及其资料之外，近年又在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居民中搜集了大量流传在口头上的活态神话文本，填补了中国神话学的空白。在我国，神话学一时成为显学。”[1] 2、史诗学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它“后来居上，如今已成磅礴之势，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中国不仅有了研究《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的知名学者和博士，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也已经登上了世界史诗学坛。”[2] 3、传说学研究方面。刘锡诚认为，“近20年除了着力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外，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故事家的发掘与研究，特别是故事家个性的研究；一是发现了一些故事村，最著名而且开掘和研究得较深的有两个，一是湖北省的伍家沟，一是河北省的耿村。这两个故事村的发现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前者还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的关注。”[3] 另外，还有叙事诗的搜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