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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理论上认为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的关键性因素，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不一致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为家庭提供了控制生育的有效手段，使得家庭对生育进行节制成为可能。郑真真认为，目前关于生育意愿调查所得并非真正的生育意愿，一是被调查者很难摆脱生育政策影响，准确地回答生育意愿问题；二是中国人口控制政策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没有政策影响的生育意愿反而缺乏现实意义（郑真真，2004）。因此，使用现有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行分析，进而研究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 由于生育相关研究数据及可靠性的不足，学术界对生育水平尚未形成定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1年和2006年所做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发现，在现行的生育政策下生育意愿略高于1．7。且多次大型调查的原始数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都在1．8以下（尽管公布的数据可能会超过1．8），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统一。无论是1．7的生育意愿还是1．8的总和生育率，都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理论值2．1，长期下去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庄文》中大量引用了“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来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风险，事实上，该课题组的部分基础数据和假设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与2000年前后实际人口状况有所出入。而生育政策微调则集中在2001年之后，因此，这些数据并不能作为评判生育政策调整可行性的基础数据。 从各地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来看，调整内容主要集中在与独生子女夫妇相关的规定上，所以，独生子女的规模、比例、婚姻匹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可行性的关键性因素。这也是学界近些年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但由于缺乏独生子女数据，只有少数几个学者推算独生子女数量。如郭志刚（郭志刚，2001）等人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独生子女数进行推断，还有宋健、杨书章和王广州等一些学者用不同数据对独生子女的规模和比例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0．95％原始数据推算全国以及各省农村独生子女数量，结果显示2000年全国独生子女数量已达到了9000万左右，农村独生子女数量在3300万－4300万之间（宋健，2005／2006）。到2007年末，0－17岁独生子女为1．14亿，18－28岁独生子女为3640万，30岁以下独生子女数量已超过1．5亿（杨书章、王广州，2007）。尽管不同学者推算的方式和使用的基础数据并不一致，但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来，独生子女群体规模庞大，增加较快，这一点上的结论是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及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日益显现。依照调整后的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在同龄人中的比例越大，政策生育率越高，未来生育水平升高，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反弹的情况。但实际上，生育水平是否提高还牵涉到独生子女婚姻对象选择和生育意愿高低，取决于双独、单独和非独家庭的数量和比例。如果以1978年作为独生子女的起点，按照平均初婚年龄24岁计算，直到2002年，第一代独生子女才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开始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也只有2002年之后的相关调查数据才能更为准确地分析生育政策调整、独生子女婚育选择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庄文》推论的过程建立在2002年之前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其准确性打了折扣。 本文的研究思路就是从2005年之后的调查中抽取相关的研究数据，分析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对象选择，按照生育意愿推算的生育水平，使用数学模拟的方法估计现行生育政策下未来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以及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二、概念定义及数据来源 所谓独生子女是指父母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而按照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方法，生育子女多个只存活一个子女的情况也包括在其中。真正并且准确地对独生子女进行界定应该是在妇女退出生育队列后的一个回顾性数据，必须在其退出生育期后才可能实现，为了研究的时效性只能从目前的状态来考虑。由于部分妇女在调查时点没有完全度过生育期，不能最后确定她们所生的孩子是否为独生子女。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独生子女而言，从独生子女变为非独生子女可能性更大。仅就横段截面数据而言，可以不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忽略独生子女转变为非独生子女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方便推算分析，本文把在调查时点没有兄弟姐妹的个人定义为独生子女。 本文主要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和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调查数据，从独生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以及在同龄人中的比重为出发点，研究其婚姻和生育选择，并根据现状推算出未来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