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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的“50后”.据报道，任期长达十七年的芥川奖最资深评委石原慎太郎日前宣布，决定在今年1月的第一百四十六届芥川奖评选之后辞去评委职务。石原在发表辞职感言时批评日本作家没有反映当今时代。“日本现代著名作家高见顺经常说，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与时代同眠。像我这样的人，就与时代同床共枕，为自己的青春与战后日本的青春重叠在一起而感到庆幸。”石原指出，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时代发生了质变，作家也经历了蜕变，他们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薄弱。“当今时代本身就毫无性格，作家也没有反映当今时代，无法找到引爆自己内心冲突的导火线。”在石原的心目中，“好的作家”应该像已故的高桥和巳那样热烈拥抱时代，用“高密度的文体”写出尖锐揭示社会问题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悲之器》探讨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命运，也是一部日本的精神史。“相比之下，现在的芥川奖候选作品虽然也想紧贴现实，但总显得粗糙而没有价值。而且较之以往文学新人奖的作品，整体水准在走下坡路。”14 “50后”是有特殊经历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或从军经历，或有乡村出身的背景。他们从登上文坛到今天，特别是“30后”退出历史前台后，便独步天下。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这个功成名就的一代正傲慢地享用这一特权。他们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而是竭力地维护当下的文学秩序和观念，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而他们已经形成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讨论这一文学群体的真正原因。 三、新文明的崛起与文学的新变 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 当然，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还没有建构起来，与这个新文明相关的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国初期存在“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50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都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都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都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都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建构起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都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还远没有被我们认识，过去的经验也只能作为参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中青年作家对这个新文明的顽强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新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这一新的文学经验恰恰是“60后”、更多的是“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关于“70后”作家，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曾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15.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被遮蔽”的现象。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们只是部分地发现了70年代被遮蔽的原因，比如70年代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蛊惑诱导等。他们还没有发现“50后”这代人形成的隐性意识形态对“70后”的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地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有某种批判立场的。”“70后”的这些特征恰恰是“50后”作家在当前所不具备的。但是，由于后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已经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都市文学相关的题材。但是，中国都市的深层生活很可能没有在这些题材中得到表达，而是隐藏在都市人的内心深处。魏微的《化妆》16刻画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恶”:十年前，那个贫寒但“脑子里有光”的女大学生嘉丽，在中级法院实习期间爱上了张科长。张科长稳重成熟，但相貌平平，两手空空，而且还是一个八岁孩子的父亲。但这都不妨碍嘉丽对他的爱，这个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表达了嘉丽的简单或涉世未深；然后是嘉丽的独处十年：她改变了身份，改变了经济状况。一个光彩照人但并不快乐的嘉丽终于摆脱了张科长的阴影。但“已经过去的一页”突然被接续，张科长还是找到了嘉丽。于是小说在这里才真正开始：嘉丽并没有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去见张科长，而是在旧货店买了一身破旧的装束，将自己“化妆”成十年前的那个嘉丽。她在路上，世道人心开始昭示：路人侧目，暧昧过的熟人不能辨认，恶作剧地逃票，进入宾馆的尴尬，一切都是十年前的感觉，摆脱贫困的十年路程瞬间折返到起点。我们曾耻于谈论的贫困，这个剥夺人的尊严、心情、自信的万恶之源，又回到了嘉丽身上和感觉里，这个过程的叙述耐心而持久，因为对嘉丽而言，它是切肤之痛；这些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张科长，这个当年你不能说没有真心爱过嘉丽的男人的出现，暴露的是这样一副丑陋的魂灵。嘉丽希望的同情、亲热哪怕是怜悯都没有，他如此以貌取人地判断嘉丽十年来是卖淫度过的。这个本来还有些许浪漫的故事，这时被彻底粉碎。 魏微赤裸裸地撕下男性虚假的外衣，戳穿了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我们是在别人或者社会的镜像中完成自塑的，那么，这个镜像是真实或合理的吗？张科长这个“他者”带给嘉丽的不是健康的语言和影响，恰恰是它的反面。嘉丽因为是一个“脑子里有光”的女性，是一个获得了独立思考能力和经济自立的女性，是她“脑子里的光”照射出男人的虚伪。如果说嘉丽是因为见张科长才去喜剧式地“化妆”的话，那么，张科长却是一生都在悲剧式地“化妆”,因为他的“妆”永无尽期。小说看似写尽了贫困与女性的屈辱，但魏微在这里并不是叙述一个女性文学的话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魏微讲述的是关于心的疼痛历史和经验，她发现的是嘉丽的疼痛--那是所有人在贫困时期的疼痛和经验。当然，小说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就像嘉丽后来不贫困了，但还是没有快乐。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新文明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 深圳青年女作家吴君有一个中篇小说《亲爱的深圳》17,讲述了一个新兴移民城市的人与事。拔地而起的新都市曾给无数人带来那样多的激动或憧憬，它甚至成为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后，吴君发现了生活的差异性、等级和权力关系。作为一个新城市的“他者”,底层生活醒目地跃然纸上。它对城市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规则之中。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资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却更非人性。当然，吴君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和劣根性。她接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特征。吴君不是对“苦难”兴致盎然，不是在对苦难的观赏中或简单的同情中表达她的立场，而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发现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民族的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将使这一过程格外漫长。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任何人一旦遭遇它，就不再有归期。这同中国遭遇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这也是新文明带给底层民众的新的精神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