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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女作家徯晗的中篇小说《誓言》18,读后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不是来自关于夫妻、婚变、情人、通奸等当下生活或文学中屡见不鲜又兴致盎然的讲述。这些场景或关系，从法国浪漫派一直到今天，都是小说乐此不疲的内容和话题，这些话题和内容还要讲述下去，我也相信不同时代的作家一定会有新奇的感觉和想象给我们震惊。但《誓言》的窒息感是来自母子关系，这里的母爱是一种由爱及恨的“变形记”,它匪夷所思但又是切实被“发现”的故事。事情缘起于郑文涛与许尤佳的婚变，婚变后的许尤佳在心理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她后来的情感经历有关，男人可憎的面目不断诱发和强化了她的仇怨感。许尤佳为了报复前夫郑文涛，和儿子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异，为了阻止郑文涛兑现誓言，阻止郑文涛再婚，也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竟然在儿子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在他的饮食中做了手脚：第一年是让儿子临考前夜不能寐，昏昏然地考砸了；第二年复考时给儿子的豆浆里放了大量安定。这是小说最易引起争议的细节：一个母亲真的会这样吗？这可能吗？小说不是现实的复制或摹写，小说有自己的逻辑。小说就是要写出不可思议和出人意料的人物、场景、心理和命运。无论多么离奇，只要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就是小说。 这些作品中的很多观念都“不正确”:一个男人打量女人的心理如此阴暗、“企业制度”明目张胆地阻止夫妻过正常生活、一个母亲竟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毒手”.但是，这就是新文明崛起后的“心理现实”.在这些作品中，被揭示的心理或精神现象集中在“恶”的方面，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就生活在这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新文明”中，而“恶”--就是都市生活最深处正在发生的兵荒马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它都是这个时代生活真实或本质的反映，我们都会明确无误地感受到，这样的文学才与我们的当下生活建立了联系。只有关怀、关注当下生活的作家，才能写出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作品。 50后刚刚登上文坛时，除了他们新奇的艺术形式、敏锐的艺术感觉，也正是他们的批判性和时代感为他们赢得了声誉。那时的他们如东方蓬勃欲出的朝阳，他们青春的面孔就是中国文坛未来的希望。他们在80年代发起或推动的文学潮流或现象，无论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诟病和批判，他们白桦林般的青春气息至今仍然给我们巨大的感动和感染。那时的他们引领着社会新的风潮，也表现着那个时期的社会心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虽然表现了对色彩的敏锐感觉，使小说在形式上如彩练当空五彩缤纷。但是，当我们走进黑孩生活的现实世界时，一股强大的黑暗扑面而来。命运多艰的黑孩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的丑陋中，他只能用想象的方式拒绝现实。有趣的是，黑孩越是不幸，他幻想的景象就越加美丽动人。莫言没有用世俗的眼光考虑黑孩的外部世界“如此黑暗”是否政治正确，他就要用极端化的方式书写他心爱的人物，同时也以极端化的方式批判了现实的“恶”.只有这样，1985年代的莫言才会异峰突起而成为当代文学的英雄；贾平凹的创作几乎贯穿新时期文学30年。他1978年发表《满月儿》引起文坛注意，但真正为他带来较高文学声誉的，是1983年代他先后发表的描写陕南农村生活变化的“商周系列”小说。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远山野情》以及长篇小说《商州》、《浮躁》等。这些作品的时代精神使贾平凹本来再传统不过的题材走向了文学的最前沿。那时的乡村改革还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政治正确与否不能决定文学的价值。遗憾的是，这两位“50后”的代表性作家离开了青年时代选择的文学道路和立场。他们的创作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衰败史”,他们此后的创作再没有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我们知道，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时常遭到诟病，周立波、柳青、王汶石、陈登科以及浩然等，他们被指责为政治服务，追随着当时的思想路线，而这条路线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当时所处理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问题。因此，即便现在看来他们“政治不正确”,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人物，仍然是我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 现在的50后已经功成名就，青春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当年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诚恳，今天都已成为过去。如今，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而且刻意处理的“历史”也早已有了“定论”,他们的表达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既看到了这代人的谨小慎微，也看到了这代人的力不从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深切地理解，为什么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深受读者和文学界的爱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和精神状况；为什么2011年格非的《春尽江南》19获得了批评界广泛的好评？就因为格非敢于迎难而上，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精神跌落的深切忧患，这样的作家作品理应得到掌声和喝彩。一个时期以来，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迟子建的《起舞》，魏微的《化妆》、《姊妹》、《家道》，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灵魂深处的大象》，鲁敏的《饥饿的怀抱》、《细细红线》、《羽毛》、《惹尘埃》，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复方穿心莲》、《菊花香》，南飞燕的《红酒》、《黑嘴》，葛水平的《纸鸽子》、《一时之间如梦》，黄咏梅的《契爷》、《档案》，李铁的《点灯》、《工厂的大门》，李浩的《在路上》、《那天晚上的电影》，余一鸣的《不二》，胡学文的《隐匿者》，邵丽的《刘万福案件》，关仁山的《根》，杨小凡的《欢乐》等，构成了新的文学经验汹涌的潮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当下文学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不仅仅是空间或区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场景和人物的变化，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大变化。而对这一变化的表达或处理是由60后、70后作家实现的。“50后”作家还会用他们的创作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 1、 费孝通：《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2、王朔：《动物凶猛》，《收获》1991年6期。 3、见《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40期特稿《深度中国。重建故乡》，2012年3月29日。 4、耿立的《谁的故乡不沉沦》，《北京文学》2011年6期。 5、 厉彦林的《故乡啊故乡》，《北京文学》2012年1期。 6、孙惠芬：《上塘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7、 见《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载《新周刊》2010年7月15日。 8、刘亮程：《凿空》第二章《铁匠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9、梁鸿：《梁庄》，人民文学2010年9期。 10[③] 80年代初期，王蒙先后发表的《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飘带》、《布礼》和《蝴蝶》，当时被称为“集束手榴弹”. 11、12、13、[④]以上引文均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媒体见面会实录》。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年08月26日15:05 中国作家网。 14[⑤] 《芥川奖最资深评委：日本作家没有反映当今时代》，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7日。 15[⑥]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9期。 16、魏微：《化妆》，《花城》2003年5期。 17、吴君：《亲爱的深圳》，《中国作家》2007年7期。 18、徯晗：《誓言》，《北京文学》2011年8期。 19、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