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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盘古神话，夏氏认为，盘古之名不见于古籍而疑非汉族旧有之说。他写道： 今案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之祖。（《后汉书•南蛮传》）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以为己有也。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任昉《述异记》）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第六节）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第一编之《凡例》中说：“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统揽其第一编《传疑时代》及有关神话的各节，主要是集合古书中既有的记录而加以叙述，在关于盘古为南蛮之祖、感生神话出于“宗教”、禅让为贵族政体、洪水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事实、桀纣之恶出于附会等问题的论述上，尽管后来都各有争议，如杨宽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1938年）长文中论到关于盘古与槃瓠关系时也曾对夏氏之说有所非议，但应该说在当时夏曾佑的阐述还是有创意的。而对于包牺、女娲、神农等神话的形成、发展、变异与价值，他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述的，他从人类社会进展的过程去解释这些神话的原因，认为“包牺之义”正是说明人类出渔猎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之期，由包牺到神农，其时日必然很久，到了神农，则中华民族已经脱离了游牧社会了。 但我们也要看到，夏曾佑的历史观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在“疑古”和“辨伪”，认为炎黄之前的历史只不过是“传疑时代”，是神话，一方面他又沿袭了汉以前的许多主流观点，如认为天文、井田、文字、衣裳、岁名、律吕、壬禽、神仙、医经等九项，即“今日中国所有之文化，尚皆黄帝所发明也。”夏曾佑这种奉汉学为圭臬的学术思想，曾受到顾颉刚的严厉批评：“我觉得他们（按指今文家——作者）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援引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讖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例如夏穗卿（曾佑）先生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正文中说，‘孔子母征在，游于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注中说明道，‘案此文学者毋以为怪，因古人谓受天命之神圣人必为上帝之所生，孔子虽不有天下，然实受天命，比于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归之；虽其事之信否不烦言而喻，然古意实如此，改之则《六经》之说不可通矣；凡解经者必兼纬，非纬则无以明经，此汉学所以胜于宋学也。’他明知道‘其事之信否不烦言而喻’，但为要顺从汉人之说解释《六经》，便不得不依了纬书中的怪诞之说，这真是自欺欺人了！这班自欺欺人的人，说来也可怜。他们并不是不要明白古代的事实，只为汉学是如此说的，所以宁取其不信者。他们并不是没有知识，只为汉学是如此说的，所以虽是应怪而终于不敢怪。” 顾颉刚到了晚年，则多少改变了过去对夏曾佑的严厉，而充分肯定他作为我国第一个从古史中探询神话者的先驱作用，他写道：“外国的神话既传入中国，读古书的人只要稍微转移一点角度，就必然会在比较资料里得到启发，再从古代记载里搜寻出若干在二三千年前普遍流行的神话。第一个做这工作的人是夏曾佑先生，他在清末读了《旧约》的《创世纪》等等，知道希伯来诸族有洪水神话，又看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有洪水神话，于是联想起儒家经典里的洪水记载，仿佛是一件事情，他就说：‘洪水之祸实起于尧以前，特至尧时人事进化，始治之耳。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伦古书言洪水乃一神西苏诗罗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凡四十三万年，洪水后乃今世。希伯来《创世纪》言耶和华鉴世人罪恶贯盈，以洪水灭之；历百五十日，不死者惟娜亚一家。最近发现云南倮倮古书，亦言洪水，言古有宇宙干燥时代，其后即洪水时代；有兄弟四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长男乘铁箱，次男乘铜箱，三男与季女同乘木箱，其后惟木箱不没而人类遂存。观此知洪水为上古之实事，而此诸族者亦必有相连之故矣。’”认为夏曾佑的论述，“从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上则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陡然认识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 夏曾佑在1890年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革新派，他们反对乾嘉考据学，认为汉以后的学问要不得，提倡“新学”，对梁启超发生过重大影响。梁写道：“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他又曾于1897年与严复一道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写序和按语等方式，宣传严复翻译的《原富》、《社会通诠》、《群学肆言》等西方名著。在他对中国神话的论述里，包含了进化论的观点。夏曾佑在上世纪之初的这段论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家的学术见解和胆识。 （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