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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朝江]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4)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石朝江 参加讨论

    第四次迁徙波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不断发生,苗族大部迁徙并定居武陵郡,被人们称为“武陵蛮”,因地处五条河流地区双称“五溪蛮”。秦汉至宁时期,封建王朝又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苗族再度身西边迁徙,大部进入贵州、四川、云南。这是苗族第四次迁徙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代楚,略侵南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在当时设置的黔中郡中,就包括有苗族主要居住地的沅、辰、五溪地区。汉高帝五年,改黔东郡为武陵郡,秦汉时期僻处山区的“武陵蛮”,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时期,到西汉未年。“武陵蛮”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后汉书·南蛮传》又云:“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东汉政权建立,光武中兴,亟思以威力迫使西南各族接受其统治,而武陵郡相距甚近,首当其冲。“建武十九年(公元42年)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带领大军溯沅江而上,取道武陵,进攻武陵蛮。武陵蛮据险以御汉兵,刘尚不能进,无所得而还。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刘尚再次攻打武陵,结果被武陵将其全部歼灭。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继续派李嵩、马成率兵攻打武陵五溪蛮,又被武陵人扼险击溃。光武震怒,即派伏波大将军马援,率大兵四万,大举向武陵进攻。武陵人民在“壶山头”(今湖南沅陵东)“乘高守险”,即止马援军队八个多月,汉兵因疫病而死亡者大半,马援也病死于中。(26)从建武二十九年起,汉兵继续四次进攻武陵五溪蛮。虽然战争在沅陵以下进行,但聚居在沅陵以上广大地区的苗族,为了支援战争,所有粮食,消耕罄尽,引起了灾荒。当马援统率大兵进攻时,军威正盛。军行所至,对武陵人民大肆杀戳。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汉王朝又对武陵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怒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人民大量遭到屠杀,灾荒兵祸,不少人再度向西、向南流徙。
    三国时,孙叔遣太常潘浚领兵五万“讨武陵蛮徭”。在普时期,杜弢领导数万荆湖游民起义,并联络五溪苗族共击官兵,荆州刺史陶侃两次带兵入五溪镇压(27)刘宋元嘉庆二年(公元425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进剿,将俘劣人口强行“迁于建唐(今南宋)以为营户。(28)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叶刺史沈庆之复“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怒叛(29)。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蛮”覃行璋率众反,朝迁的宦官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轩首三万级”(30)。北宁王朝常派大臣出巡五溪,他们常“邀功生事,擅杀蛮人”。(31)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荆州湖北路访察使章惇统兵至沅州(今湖南芷江)、徽州(今湖南会同、靖县一带),直达融州(今广西融水县),“沿途设官屯兵,列布砦堡”,(32)到处募役、征兵、派款,瓷意杀掠,以致“荆湖南北两路为之空竭,民不安生”。总之,秦汉及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不断地向“武陵蛮”、“五溪蛮”用兵。大兵的“征剿”,沉重的赋税,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一支沿着舞阳江西上,迁至思州(今岑巩县)以及思南等地,“汉时思南等地,尚陷武陵蛮中”(33)。“府旧为蛮夷所居,自(田)右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34)。另一支沿着沅溪(今清水江)西上、迁至黔东南地区。苗族先民到了黔东南后,见此地山高谷深,江深岩险,不能飞渡的两岸绝壁,有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所描写的那样,“猿猱欲上愁攀援”。是一个与外界隔绝,躲避兵祸的好地方,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其中的一部人迁得更远,进入黔北、黔西、川南和云南、广西。分布比较分散。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四次迁徙波。
    第五次迁徙波
    元明清时期,由于兵祸及天灾等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乱,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由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又由云南、广西徙入越南,老挝和泰国。这是苗族第五次大迁徙。
    如前所述,自三苗被打败后,苗族的共同地域瓦解了。又经秦汉至唐宋时期的不断迁徙,到了元明清时期,苗族居处已经相当分散。湘、鄂、川、黔、滇、桂、粤、等地区,都有苗族居住,其分支越多,居住区域越广,而引起的纠纷战祸也就越复杂。
    先说元人统一中国后,气焰很盛,它把中华民族分为四等,把包括苗族在内的南人视为最后一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比先朝有过之而不及。在元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饱受苦难的各族人民屡次被迫掀起抗暴斗争。“至元二四年(公元1287年)广东民邓大獠、刘大獠、肖大獠、阎大獠、曹大獠(诸人自当有民,恶号疑元官所加)相继起义。二十五年,贺州民七百余人,畲族民千人……纷纷起义。二十六年畲族民邱大志集众千余人起义。二十九年,湖广辰州农民起义”(35)。这大概是说这族和其他民族的起义。苗族更是起义频繁,至元二十五年(1288),湖南苗族啸聚四望山,还尚未宣传起义,行省左承刘国杰即率大军把他们打散。二十七年贵州苗族三千余人,揭起反元旗帜,杀死官兵及大贪污官吏百人以上。消息传到湖南,湖南苗民响应,至元三十年,巴洞何世雄占澧州,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占辰州。延佑二年,柳州瑶族亦揭起反元旗帜,六年,广东苗瑶龙郎庚,招兵买马,大肆活动,影响所及,如常德、澧州、沅陵、辰州一带瑶族,均遥为声援,至治二年,八番、顺元及静江、大理、威楚诸路苗瑶,一时蜂起。各路官兵,均惧迎敌(36)。元成宗皇帝为要“杨国威于域外,于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出兵攻打“八百媳妇国”(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苗瑶人民在宋隆漳的领导下,组织武装反抗,接着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结果被元朝派大兵镇压,两年战火,使千家万户的苗瑶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37)。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朝取代了元朝,而对于苗族人民的镇压,还是没有两样,从明太祖起,至明桂王止,可以举出以下例证:
    在湖广方面,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讨慈利蛮覃垕连。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城步苗瑶僮起兵,攻横水、城溪、英逆、中平诸寨,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正德七年,巡抚御史刘丙率兵深入,纵火烧山,苗人除死伤外,败退于天生崖、六龙山带,斩首八百九十余人。嘉靖二十年,平头苗人龙桑科率众造反大获其胜。
    在贵州,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林宽率领所部进攻龙里。景泰元年,苗蛮越聚越多,在二十万以上,占领地区,东至沅州,南至武冈,北至播州……,宏至七年,都匀苗乜富架、长脚等起义,明朝行命邓瓒瓒提督征讨。
    在云南,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廷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出征云南。十五年,占领中庆、武定、澂江三路……斩首六万余人(38)。
    另在贵州、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39)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40)。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贵州苗族迁往云南的不少,如《邱北县志》第二册载该县“苗人二千余,明初由黔省迁入”。
    清朝降临,清朝庭对苗族人民的歧视与压迫尤为深重,军事镇压也更为残酷,在经济上,在苗区安设屯田。强夺农民田地:在政治上,实行“改土归流”,设置流官;在军事上,到处建立营汛屯堡,苗族人民不服,抗暴,就坚决镇压。苗族历史上所暴发的三次大起义,即黔东南的雍黔起义,湘黔边的乾嘉起义,以张秀眉为首的咸同大起义,都发生在清朝统治时期。清政府对苗民较大的镇压与屠杀,至少有这么几次。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坐阵西南,起兵反清。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冠大将军贝子章等率兵三十余万,由川、黔、桂入滇,“血战相持者近两年,先后屠戮者百余万”,“兵之所至,辄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造成“遍野榛荒,徙堪牧马”,“往来大路,桑麻久废,鸡犬无闻”的惨状(14)。
    清雍乾年间,包利、红银领导黔东南苗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不少苗民被迫四处逃之,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有十去其五六或儿九都”(42)的荒凉局面,贵阳、安顺、黔西南操中部方言的苗族,多是在这段时间从黔东南迁逃去的。
    清乾嘉年间,湘黔边苗族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清廷派大兵围剿。起义失败入后,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不少逃入黔中、黔南等地,有的被作为俘虏押往北京,关入西山黑牢,服各种劳役,谓之“苗营”(在今门头村),清政府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供门出入,并派兵监守(43)。
    清咸同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在张秀眉等领导下,举行大起义。这时清政府论正忙于对付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使咸同苗民起义得以维持二十余年。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以后,清朝调集七省兵力,镇压咸同苗族起义,为时二十余年的“咸同大起义”失败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44)。“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姻”(45)赤水、仁怀一带“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之后,乃渐有耕作者”(46)。黔东南的苗族不愿坐以待毙,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蚕种,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经兴义转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入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
    此外,清朝政府的苛虐赋敛,苛虐刑法,也使得苗族人民远徙他方的不少。“叙永、永宁仍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三谷”(47),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48)。清律明确破规定:“凡土蛮瑶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史弟子侄一并迁徙”(49)。如此法律,也使得众多的苗族背井离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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