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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艺术实践是艺术学兴起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和现实依据。从上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中国艺术也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成为新中国红色艺术的经典。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艺术有了越来越良好的创作环境，从艺术观念到艺术表现形式，出现不断突破和开拓的趋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形态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现代艺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高雅艺术、民族民间艺术繁荣发展，大众通俗艺术也更加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同生活更加接近与融合。近十多年来，数字艺术快速发展。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大众参与艺术的方式丰富多样。虽然人们对公共艺术的定义和范围仍存争议，但公共艺术的广泛参与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创造的重大成就，以及近二三十年来我国艺术形态、艺术个性、艺术境界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和与之相关联的艺术观念变革和审美趋向的演变，都为艺术理论研究创新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同时，近五六十年来随着大量文物出土，特别是像秦始皇兵马俑、曾侯乙编钟、三星堆等重要文物与大遗址的发现，不断充实、丰富了中国艺术史原有的内容，乃至修正甚至颠覆了其中某些成说定论。考古学的成果，将把艺术学特别是艺术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可以使我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迅速获得国际视野内艺术学研究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在内的最前沿信息。借他山之石，可以使我们在参考、借鉴外来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新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构当代中国艺术学，编撰一部体现今天中国艺术学研究整体面貌的书系，已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正是因为当代艺术现象、艺术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以及新的史料包括地下文物的发现，都使许多学者形成了以上这样一种共识。2001年初，著名美学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朝闻先生向我提出，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希望由我来牵头主编《中国艺术学大系》，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拿出实实在在的创新研究的成果，为建构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奠定基础。我深知这一学术工程理论探索的难度和复杂性，我尊重先生，但不能从命，提出希望由他主持，开始这一实际上是由新的时代提出的学术任务。但先生坚不同意，坚持由我担任主编，并决意推动开始此一工作。他亲自邀了欧阳中石先生等若干位著名学者包括中青年专家来讨论策划编撰问题。到了2003年，先生又郑重提出要由我主编完成此事，并说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吟诵白居易的诗：“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意在要我们以渐进的积累，去努力建构当代学术大厦。我请先生把诗句写下来，他写下诗句并题“应文章同志嘱画符，借唐人见识表我对既有趣又艰苦之艺术研究之期待。”他还说自己要抓紧修改及重写《审美谈》、《审美心态》两书纳入大系之中。《中国艺术学大系》的编撰筹备工作从2001年10月启动， 2005年至2006年开始确定各卷作者。令人惋惜的是，王朝闻先生2004年11月11日逝世，他在去世的当月仍在修改着列入大系的《审美基础》。他的书桌上没有合上的是这本书的修改稿。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仍然与我讨论大系的编撰问题。先生念兹在兹，令人感动。我真切体会到前辈学者对后来者承担学术使命的深切期望，再没有理由不承担起这一责任。写作大系总序，忆及此情此景，心中难过，但也更坚定倾力用心完成大系的信念。此间，欧阳中石先生除承担中国书法史、论的撰写，也一直关心大系的编撰，多次给予指导性意见。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的学者非常热心地参与这一学术工程，以严谨的学风和继承、创新的学术态度完成着各自承担的编撰任务。像青年学者张谦，朴实，学识、才气俱佳，他以坚韧的毅力抱病写作，真是与生命赛跑，去世前为自己最后的专著划上句号。 五 《中国艺术学大系》试图以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重新叙述中国传统艺术及其当代新的演变形态，并阐发和概括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包括已经民族化的外来的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摄影等等。大系既不是对艺术门类和整体艺术古老历史的过程回顾，也不是简单采用西方艺术学理念来解构中国艺术的文化整合，而是在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传统艺术法则、规律、审美原则，汲取、融合西方艺术学本质精髓，总结当今时代新的艺术形态特征的基础上，以适用于中国特色艺术学本质特点的科学的方法论，在中国艺术学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内，对中国艺术学科在新起点上的系统总结与概括。 把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础。在艺术学的研究中，方法论的探索与它的本体研究一样，也属于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曾经说过：“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 正确把握本质规律的学术自觉表现在正确的方法论上。艺术本身和艺术学研究的许多变化，产生了这一领域新的形态并出现了新的观念及概念。这就需要在运用人文科学等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融合吸收那些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艺术活动的现实过程、有助于理论分析和艺术解释的技术性方法，以丰富和扩展艺术学研究的理论工具。 文化学者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总结王国维学术研究的方法特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这一总结，实际上以王国维著述作案例，概括了20世纪以来各个学科的学术中坚人物共同具有的治学方法和特点。今天的艺术研究方法当然已是更加丰富，特别是在精密科学的方法引进及跨学科与更多元视野的研究方法普遍采用之后，今天我们的研究，已与前人只能凭借古籍文献和有限的传世遗存进行研究的局限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来看，前人这种研究方法的单薄明显可见，但前人这种基本的治学方法的精神和原则，特别是它体现的学术严谨性依然不过时。艺术学学术体系的研究，更有其相应的方法论要求，可是前人这种治学方法的精神和原则，仍然可以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艺术学术研究中，就像前后时序中的艺术，不能以“落后”“先进”区分一样，“新”“旧”艺术理论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界限。“新”对“旧”的梳理过程，是一个学术对话过程，在这种对话中完成的整合，特别是在此整合基础上对现实艺术活动的观照，往往是具有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孕育过程。当今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中，有意识自觉地如此治学并且具备这种知识结构能够如此治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只有具备了当代学术理念，秉承严谨治学精神，在梳理传统艺术理论资源、考察艺术史新的考古发现及审视当代艺术现象和深入研究艺术本体时，才有可能从中阐发出独特的学术见解与具有深度的学术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一些人包括不少著名学者以中国艺术去对应和攀比西方艺术，用西方的价值、范式、标准衡量中国艺术，甚至根本否定像中国戏曲、中国画等中国主体传统艺术，由此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影响到它的传承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今天中国人开始以国际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也重新认识自我。在自觉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同时，当代学人以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开始以个人的认知去创新性地表达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意识，已经逐步地脱开了那种以中国实例解释西方理念的路径，觉得西方有个什么中国就非要也有个什么才是先进的学术观念已经被抛弃。这种学术研究理念的解放，预示着当代中国在世界平台上建构自身艺术评判标准和艺术价值体系的开始。 今天的艺术理论研究越来越反对宏大叙述，试图以一种理论解释全部艺术世界各种复杂现象的努力，被无数个例外击碎了。学界已经认识到世界上存在各种文化现实性以及不同解说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还有没有整体性地总结中国艺术特征的必要？我们并不要求作者的宏大叙述，只要在基本理念上总结本学科的基本规律，全面反映所属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特见解，让大家在母题叙述中找到共感，就是我们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结与叙述、阐发新理念的过程，就是展示民族文化自省的过程，也是唤起民族文化自信和勇于创新以达民族文化自强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理念交融，在一系列概念叙述中展现文化自我创新的过程。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继承自身传统和学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当下，总结阐发中华民族艺术的独特理论体系，为中外艺术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为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努力作出我们探索性的努力。这就是我和所有参与大系编撰同仁的共同信念。 我们希望《中国艺术学大系》能够聚起一片新的绿丛。 （作者为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文章系作者为《中国艺术学大系》撰写的总序。该书即将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