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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与此相适应，中国学术文化也发生重大转轨，即从传统学术形态向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形态转型。这种学术转型，既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标志。故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便不能回避学术转型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有其固有的形态，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代以来，随着与中国传统学术性质相异的西方学术文化的输入与移植，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严峻挑战，不得不发生转轨问题。 一、重视研究学术史的制度层面 学术的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发展。具体到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制度的转型。中国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史层面。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到王伯祥的《中国学术演变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等著作，均关注于学术演进的思想层面，着重讨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对学术家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而对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制度，诸如学术研究的群体特征、研究对象、学术机构、学术机制、学术评估与交流、学术环境和条件等，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一部中国学术史，是学术思想演进史，而非学术体制与制度史，勾画出来的是单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概括，是一个个学术山头和思想山峰，及由这些山峰组成的学术流派，而看不到学术思想演进的制度性框架——支撑这些学术思想的体制、骨架和结构。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发问：是中国传统学术本身没有体制和制度性的规范呢？还是人们无意间遗忘了这些体制及制度？ 二、重点考察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 中国传统学术有没有体制性的规范，即中国传统学术是否体制化学术，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此暂且存疑。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体制化或制度化学术研究，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近代以来这种体制化的学术是怎样来的？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研究近代学术转型问题，除了研究学术思想自身的演变转型外，不能不对学术制度和学术体制的转型作重点考察，即应该重点考察学术研究的主体、客体、理念、方法、机制、机构、评估、影响等方面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本身的变化。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抱着什么目的（动机、理念），用什么方法，研究怎样的问题；研究成果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交流，对人们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如何评述和争论它。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条件限制，更无法超越特定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语言文字限制，及制度化的规范。其中，制度化的规范——就是所谓学术体制。故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研究，将重点集中于学术制度层面，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因为研究的视点不是集中于学术思想的演变上，故所要考察的问题，是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学术研究的主体转变，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变及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奖惩机制的建立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目前学术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三、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形成的契机及特征 既然将关注点放在中国传统学术机制向近代学术体制的转变上，那么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理论框架：有一个中国传统的学术运行机制或学术体制，还有一个近代学术运行体制或学术体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两套学术机制（或体制、制度）的预设，便产生了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学术运行机制或体制是什么？中国近代学术体制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传统学术体制是如何瓦解的？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就是学术体制在近代中国的重建问题。所谓“重建”，是指旧的传统学术体制解体了，必须参照近代西方模式建构新的学术体制。故旧的传统学术体制解体的过程，也就是新的近代学术体制建立的过程，旧体制的解体与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促进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是持续高涨的经世思潮及经世学风。传统学术体制解体及向新学术体制转轨的重大契机，是清季的废科举和兴学堂。废科举、兴学堂，既是旧体制解体的标志，也是新体制创建的开端。从此时起，近代新的学术体制加快建设的速度，近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纳入到新的现代体制中。体制化学术与学术体制化，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显著特征。 清晰地描述中国旧学术体制向现代学术体制的转变历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甲午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转型时期”，中国学术体制如同社会制度的诸方面一样，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过近50年的演化，旧的传统学术体制逐渐完成了向近代学术体制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 四、现代学术体制的主要表现 20世纪30年代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体制，是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包括学术团体、学术期刊、现代出版业、图书馆、基金会、各种评议会等在内的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其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从传统士绅，转向新的知识阶层，从传统的所谓读书人，转为近代所谓知识人；从官学一体化的士人，转向官学两分的职业学者，学术研究者日益职业化。 二是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从传统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为宗旨的诗会文社，转为探求专门知识的新式社团（学会），为学术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发展平台。 三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从传统的各种书院和各级官学，转为追求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新式大学体制，根据西方近代理念建立起来的大学，日益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基地。 四是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各种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学术研究逐渐走向职业化和制度化。 五是随着新式传播媒介的传入和发展，学术报刊的创立并趋于发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随着近代印刷和出版技术的更新和发达，现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为学术成果迅速公布提供了保障，学术成果交流日益便捷化。 六是随着传统藏书楼逐渐转化为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制度逐渐建立并日趋完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信息和服务性保障。 七是随着近代西方各种学术资助机制的引入，资助教育文化及学术研究的各种基金会逐步建立，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学术资助体制，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八是随着大学评议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各种学术委员会的设立，逐渐形成一套学术成果评估机制和优秀成果奖励制度，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 现代学术是一种体制化的学术，现代学术研究是一种体制化的研究，体制化和制度化有利地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但体制化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也会束缚学术的进步。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自由，容易为体制化所约束；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独立，也易受到体制中行政关系的干扰。故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自由精神的培育，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管理者关系的协调，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学人的重要问题。完善与变革中国现代学术体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