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近百年间，每当历史学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作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趋向。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须认真反思的几个问题：第一，研究视角与研究理念尚有待扩展；第二，学科之间理论体系还须整合；第三，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相关性与相融性还有欠缺。因此，中国社会史学的新突破，并不仅仅取决于专题研究的开拓，更取决于宏观理论的创新。 【作者简介】王先明（1957-），山西屯留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关键词】社会史；成果；学科建设 从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到20世纪之末的“社会史学”，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趋向。故追溯20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当会从中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一 20世纪初年，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许多西学理论，尤其是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涌入中国知识界，导致了旧史学体系的崩裂和重构“新史学”的努力。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并以“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的《新史学》为方向，已经蕴含着社会史的理念和内容。其后，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史着相继出现，如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以及一些专题社会史着作如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一批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论着相继面世，其中不乏优秀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1949年以后才形成的学科，所以此时的社会史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古代史领域，只有少数论着如30年代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着作和1949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费孝通等人合着的《皇权与绅权》，分别从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社会变化、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权力结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融入了社会学的内容。因此，在20世纪史学变革过程中，它们是以典型的社会史着作给人以新的感受。但此类研究没能继续深入下去。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引人瞩目。但是，从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在偏狭的“阶级斗争”和“三次革命高潮”的圈子里打转，把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因此，无论是从学科意义还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内容大都被包容在以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或者经济基础为意向的一类的研究之中。此一时期寥落散漫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可析分为二个方面：其一是阶级、阶层、身分、等级与社会结构研究；其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 应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史学研究观念制约下，近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是无从谈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作为阶级斗争、革命高潮的背景内容而有所涉及，它的分散性、表面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模式化、教条化制约下的近代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社会史内容在近代史学中的阙如，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因此，社会史研究在1986年后的兴起，也是史学界寻求解决“史学危机”的一种时代回应。社会史的兴起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