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几个月前干旱的土地出现裂缝到现在水淹到车顶，在造成数千万人受灾的西南大旱灾刚刚过去不久，我国又提前遭遇了直逼1998年的特大洪水。洪水肆虐的背后，农村和城市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警醒？面对极端天气，应该如何提高预警应急机制，历史上又有哪些“防灾救灾”策略值得今人借鉴？本报就此紧急连线了有关专家。 洪水背后的社会治理困境 记者了解到，当1998年的洪水退去时，大江大河治理迎来数倍于以往的资金投入，中小河流却在冷落中“衰微破败”。面对近期南方多条中小河流因洪水引发农村被淹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记者，依据1997年财政部、水利部等部委制定的《水利建设基金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中央管大江大河，地方管中小河流”，即城市（大中城市）依然被确定为防洪的重点，无论是加固堤坝工程还是其他项目投资，都优先流向了城市，农村水利仍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样的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现行投资渠道下，与大江大河有中央财政作后盾不同，中小河流堤坝的治理经费，由国家补助、地方配套和群众自筹来凑。除资金配套不均衡外，‘散、弱、急’的中小河流治理起来难度往往更大，却得不到更多支持。地方政府靠自己筹钱和少量中央拨款治水，但由于资金紧缺挡在前面，地方政府防洪治理更多是‘靠自觉’、更多时候甚至‘无责可言’：损失再惨重也不问责官员，有钱也不会先考虑水利设施。”郑风田如是分析。 同时，暴雨频发也暴露了现代化城市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落后，这让一度埋在地下的城市排水系统问题又一次浮出水面。 对此，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从东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立祥等学者都提到，发展中城市或许有钱建高楼大厦，却还无心改善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所以要等一场大雨过后才看得出城市的“真面目”。在城市排水系统中，巴黎等城市的“深隧道”模式以其排水效率广受赞誉——其在芝加哥、新加坡等城市也广为推行，然而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座城市采用这样的排水模式。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中国近现代的城市进化史，大多一路表面光鲜地走来，而忽视真实的内在。所以，“验证”一个城市是否真正发达和文明，一场暴雨足矣。 从农村被淹到城市内涝，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被无数次重复过的相同逻辑：为政绩而重视城市建设，农村建设因为不能“立竿见影”而被长期忽略。这一逻辑常有常新，然而非常危险；外加城市排水系统规划不到位——偏离“以人为本”的核心治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最后只能让暴雨和洪水变得愈加“防不胜防”。 不能孤立地研究防洪问题 罕见的暴雨袭击我国南方（也包括部分北方省份），造成重大灾害。近来的极端天气状况，一再提醒我们必须尽快完善农村、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预警机制，提高防范和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李从东认为，无论是农村规划，还是现代城市的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针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预警应急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测的精准度，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防范信息；应加快完善防灾减灾预案，在做好必要防御措施的同时，强化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做好卫生防疫、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城市应急基本安全保障，让农村、城市在灾害压力下仍能正常运作，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少受影响。 王立祥和郑风田等学者也表示，提升应急预警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远规划、扎实推进。眼下，面对可能的灾害天气，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投入到排查隐患等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也要着眼长远，在农村建设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上，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硬件与软件等的关系。另外，随着旱涝发生及其影响特征的变化，防汛抗旱观念必须要转变，要有防大旱、抗大涝的思想准备。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也要转变，要发挥工程的整体效益，既要防洪又要防旱，要“防洪抗旱”并举。 面对极端天气，如何更快地提高预警应急机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杨大文则给人们提供了另一条理性的思路，治水应从控制洪水转变为管理洪水，不能孤立地研究防洪问题。“中国新世纪治水方略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应该放在洪水和干旱问题的结合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把水作为一种资源利用，这是资源水利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