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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19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留学知识分子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所作出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BBS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过肤浅的“中国元素”(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象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