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多年前念研究生时，我就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发生了兴趣。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对这门二十世纪春风得意的学科仍然不明究里。 记得当时跑去听讲人类学的课，是在一个很小的教室，学生不到十个。讲者是位从中央民族学院请来的教授，讲“什么是人类学”。起初我想不通：堂堂北大，竟然没人能讲授人类学这门课，却要到外校找人来讲。几堂课听下来，才大致知道什么“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之类，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北大没有教人类学的教授。 据那位老师在课堂上说，人类学靠研究“原始宗教”起家——“宗教”在这里是习传生活方式(或习惯)的总称。所谓“原始的”宗教，并非一定就很远古，如今已然不复存在，也可能(实际上更多)指当今还存活着的宗教，因而，其实际含义当指某种尚未达到文明程度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自个儿在心里回忆：什么叫“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依稀记得，“文明”指某种生活方式(或习俗)的典章制度化，从而使得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原始状态”。据说，如此文明化的发端和演化过程，端赖於这个生活共同体中为数不多的聪明人(我国古代称为“圣人”，《庄子•天下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於变化，谓之圣人”=括号内小5宋)——他们一方面“心鹜八极”、一方面明察共同体生活的正反经验，总结出一套秩序设想并诉诸文字。随后，这些文字被这个共同体后来的聪明人奉为经书代代相传，以启示或传统的名义筑起城墙维护起来，所谓文明便由此得以成形(参见尼采，《敌基督者》，第57条)。经过这番回想，再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举一反三，我才大致明白，人类学研究的是没有形成经书的(因而叫做原初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类学离不开“田野调查”)。既然传统的大学以讲授古典经书的业，北大这样的大学没有人类学教授也就不足为奇了。 课后我找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书来读，觉得很好玩，但还是不明白他研究这些“原始宗教”究竟要干什么……没过多久，当时在欧洲声名显赫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就随着结构主义风潮到中国学界来了——据说，法国大学的学生造反运动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兴盛不无关系……古典的文明大书随之被赶出学堂，理由是：任何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有人说，结构主义人类学堪称一场“新的理智运动”(参见巴德考尔，《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理论》，尹大贻、赵修义译，复旦大学版1988)，看来颇有其道理。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倘若人类学成了大学的基础性学科，人类学岂不就会彻底改变传统教育的基础——学生们无需再念古典的经书，“搞田野”也可以“成人”，那该多好呵。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人类学其实并非仅仅研究所谓“少数族裔”的原始生活方式，也研究古典文明。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不仅有列维-施特劳斯，还有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这位学古典学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法国古典学界的当代大师并不少，我们几乎没有翻译过他们的作品，韦尔南的译本却已经起码有了三本(《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版1996；《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版2001；《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北京三联版2001)。看来，韦尔南受到我国学界的青睐，并非因为他是研究古代希腊的专家。 韦尔南的古希腊宗教人类学与列维-施特劳斯的原初宗教人类学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双刃利剑，将古典文明从西方传统身上切割下来。韦尔南自己说过：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的是“未文明化民族的宗教”，后来发展出“无文字民族的宗教比较学”，其方法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现象与话语之间假设一种结构的相似，从而“构成一种完美意义上的社会现象”(《神话与政治之间》，前揭，页88)。在韦尔南看来，这种研究引导列维-施特劳斯从宗教性出发，发现了一种普遍理论的轮廓——该理论把社会看作个体与集体间分为好多层级的交往系统。至于他自己，则是在文明化的古希腊宗教领域做了相同的工作，发展出一种有文字民族的宗教比较学。 与古代的“圣人”之“作”对比起来看，人类学家无异于在重新创造“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