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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① ［摘要］全球化时代要求民俗工作者置身于一个超出研究领域的文化语境之中，并把传统和民俗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引发了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资料提供人在民俗学知识生产过程（民俗过程）中的权利、身份和伦理关系问题。它是现代学者必须首先面对或讲述的一个“道德故事”。 ［关键词］民俗过程；传统；文化身份；研究伦理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05)04-0098-08 迪亚蒙德·奥吉里安（Diarmuidó Giolláin）出色的著作《定位爱尔兰民俗》（Locating Irish Folklore，2000）有三个关键词作为其副题：“传统”、“现代性”、“身份”。我自己在此也有三个关键词：“文化身份”、“研究伦理”和“民俗过程”。奥吉里安的论文本质上是对以往研究的解构。解构有时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常常是糟糕的成见和错位的态度的一个反证。事后聪明多半有一种酸涩的味道。但解构是必要的。我完全同意奥吉里安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话。他写道： 为了理解先前研究工作的全部复杂性并且确保新一代学者至少不要重新落入这样的陷阱，就必须对它进行解构。今天许多有关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打开了许多新的视野，民俗研究尤其应该利用这些视野……（Giolláin，2000：182） 我想从奥吉里安结束的地方开始。我没有让自己沉溺于对以往陷阱的确认，而是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走钢丝，并且用对未来研究有所助益的一些概念做一个尝试。至少对我来说，它们具有我可以信赖的优点。 但让我首先声明，我佩服奥吉里安在比较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并以此作为开启民俗学话语的钥匙时所具有的清晰性。在我自己论述口头史诗和传统史诗的著作中，我也必须和浪漫主义的成见做斗争，以使，例如，埃利阿斯·兰罗特②敏锐的田野观察不至于湮灭无闻。这位博学的《卡勒瓦拉》缮写歌手是一般的史诗和口头诗歌的浪漫主义理论的一个笃信者，但实际上，他在19世纪30年代的田野考察不止一次地违背了这种理论。事实上，他确实成了至少超前于他的时代100年的一位现代民俗学家。他对口头文本和结构之间或者口头诗歌知识和纵向传递与横向传递之间所做的区分，如果恰当地读解的话，是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旗鼓相当的，在后来的情况下，与瑞典民俗学家冯·西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1878－1952，瑞典民俗学家和文学学者，以研究民间叙事和民间信仰并试图建立民俗学的国际术语而著称。——译注及其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想法也大同小异（Honko，1998：57ff；参看Honko，1990：216，225）同样，埃利阿斯·隆洛特在巴特勒（Bartlett）和安德森Walter Anderson，1885－1962，民俗研究的历史地理方法的最伟大的实践者和倡导人之一，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任教于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1953年在德国基尔大学退休。——译注之前的一个世纪就预示了有关叙事表演中的复制和记忆作用的经验性研究。（Honko，1990：217ff） 不过，在几乎每个特殊的细节上批评浪漫主义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当要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选择总体的范式时，我是一个赫尔德主义者。奥吉里安通过列举如下几点来概述了以赛亚·柏林对赫尔德的独创性的分析：首先，赫尔德相信“从属于某个群体或某个文化的价值，但并非在任何政治的或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强调这一点”；其次，赫尔德相信，人类的活动（尤其是艺术）是人际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它们离开了其创造者就不再有任何存在；第三，赫尔德“不仅相信不同文化和社会的价值的多样性，而且相信它们的不可通约性……那种理想的人和社会的经典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和毫无意义的”。第四，赫尔德“反对进步不可抗拒的观念和某个文化至高无上的思想；每个文化都必须因其所是并根据它自身的参照关系而得到赞赏”。（ó Giolláin， 2000：21f）Mutatis mutandis拉丁语，意思是经过必要的变更或在细节上做适当修改后。——译注，这些陈述能够成为我个人的信条。大概其中绝大多数在现代民俗学更广泛的元理论中能够找到一席之地。 我和赫尔德一样不愿把两个文化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只要更仔细地读解表明了某个现象的两个表现形式各自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我在断言其相似性时就会犹豫不决。只有在某个特征的特殊性得到评估之后，概括才是可能的。 如果有人要我用两个词来表述我作为一个学者正在做的工作，我的回答可能是“textual ethnography”。（文本民族志，参看Honko，1998：595－604）由于完全意识到民俗研究的创立者们都不是田野工作者却满足于业余爱好者为他们笨拙地收集来的材料这一事实，我在40多年里一直主张把民俗学的文本技巧与人类学的田野技术结合起来。由于完全意识到绝大多数早期收集者都对资料提供人和村落一扫而过、甚至没有停留较长的时间或者第二次回访，我就一直主张从同一些演唱者和故事讲述人那里反复收集的重要性，以便把表演中真正的民俗变体带上前台。如果我怀疑某个民俗的情境信息的必然性，田野本身马上就会让我的疑虑得到解决：印度南部的长篇史诗与一种神圣的着魔仪式交织在一起。在此仪式中可能遇到史诗人物本人，但这个故事却只能是参与者心中的心理文本，从来不能被完整地听到。强大的语境消除了用于史诗叙述表演的某个演唱时间的常规。言语表达通过仪式剧为史诗故事更完整的重新演述和解释开辟了道路，在此，表演者被转化为史诗的人物。 最好是意识到我们的偏好。它们最终以一生的研究生涯为基础，尤其涉及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技巧、语言、文化环境等等。它们构成了私人的民俗学理论，不一定与其他任何学者完全分享。如果解构不是这样一件可悲的事情，我倒是想看到学者们解构他们的私人理论，它们比设想的更加有力。这仍然是民俗理论和学术史最晦暗的区域。 (责任编辑：admin) |